世上只有一个崔健，没人再提起崔建军的名字。醉醺醺的夜晚，男男女女挤在北京地下的一家小酒吧里，胸贴着胸背贴着背，浑身都在冒大汗。崔健挤着嗓子发出压缩后的声音，右手飞快扫弦，几乎要把钢丝弹断。他吼着掏心掏肺的歌词，在这样躁动的时刻，过往如流云般疾驰而去，呼之欲出。而他只是凝视着那张相片上极其相似的脸，黑白分明不茍言笑的眼睛，隔着书本上的枪林弹雨锐利地穿透记忆。师长、爱人、朋友，对方扮演的角色太多，哪怕他已经足够成熟独当一面，见识过如此多的伟大与渺小，依旧无法抹掉那些印记。他不是一个雕在肋骨下方的纹身，是掰开揉碎又溶解的碎片，在青春期里随着体格一同上窜。崔健不爱看书，除了在那间有双开大窗户的办公室；他不再唱幼稚的情歌，又不自觉地从过去写的旋律里摘出一两个和弦。他爱过几个男女，真心而真诚，不久又分道扬鑣。即便是崔健这样不愿怀旧的个性，也无法否定那段军队岁月对他的影响，正如他无法否定一无所有对他的意义。成都潮湿的雨点连绵不绝，北京的风沙干燥的像飞，风沙同风雪一样刺骨，不带半分柔情。
爵士乐就是做爱，他把这句话復述一遍，博来一阵戏謔的口哨。小号和萨克斯缠绵，吉他与键盘交颈。他向其他人介绍乐手，我的好哥们，老战友——一个颇有文革年代下乡知青味道的称呼，在摩登北京已显得十分过时。最后他对自己说，爱我的人，我爱的人。刘元很爱笑，脾气火爆，侠肝义胆。这张鲜活面孔的主人正蹦蹦跳跳地吹奏心爱的萨克斯，他们眉眼极其相似，又判若两人。
这世上只有一个刘元，就在我身边。
十年后他又见到了崔健。体育馆里山呼海啸，他坐在盖帽警察中间，一身绿军装与从前分不出太大差别。他们离的很近，近到能看清崔健汗湿的头发和敞开领口上的纽扣，看清那个从不远处突破防线飞奔至舞台上拥抱他的年轻姑娘的笑脸。崔健的眼神从他身上扫过，像是什么都没看见。他看的人太多，看他的人也太多了。疯狂的观眾蹬破座椅，撕坏海报，撞开大门，却又无比默契地举起打火机，黑暗的座席里闪起一簇簇摇曳的火舌，手拉手一齐合唱，连坐在他身边的年轻警察都悄悄用脚尖打着拍子，倘若不是职责所系，怕是早就冲上台了。
正如他的名字一样，他毅然决然地丢下了父辈的愿望与歷史的阴影，添上人字旁，真正自由而健全地为自己而活。崔健没有在舞台上提起他同成都的不解之缘，在一首长长的纯器乐曲后，他握住话筒，快速扫一眼观眾，声音低沉而清晰：「希望我们去年听到的枪声，真的是最后一枪。」
在骤然爆发的欢呼、呵斥与尖叫的浪潮里，首长仰起头。他在千里之外了解年轻人遭遇的一切，北歌、七合板、ado、一无所有、退团……他不见崔健已经十年了，对方的影视资料却一张不少地按时落在信箱里。他的头发留长了，在cd封面穿上规整的小西服，半羞涩地偏过头，牛犊般的眼睛印刷成一片黑色的噪点。他在二十五岁迎来了第二次变声，不再唱那些腻腻歪歪的翻唱歌曲，一遍遍近乎固执地写下自由、爱情和理想。乐曲引诱他麾下的年轻军人蠢蠢欲动，行军间隙偷摸哼起北方的新潮歌儿。他老了，小崔长大了，琴弦燃起丛丛烈火，把整座场馆烧成一片激情的海洋……
南泥湾醉人的旋律从身后袭来，司令员停下脚步，转身，馆墻上张贴的巨幅海报在鼓噪与季风中微微颤动。红与黑凝固成一张沉静而倔强的脸，无言地註视眼前的旷野与城市、革命与暗伏、小孩与老人。彼时已是1990年，歷史尾巴在雕像后悄然飞逝，时代把城市涤荡成一片新鲜的苍白。它等待着创造，不需要怀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