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0章 政局乱象
果然不出秦时竹的所料，李、胡两人的通电见诸报端后，引起社会舆论的支持和国民党人的附和，一时间大有领袖南方阵营与中央对抗的架势。正因如此，袁世凯对两人更加忌恨，但广东地处南疆，袁世凯鞭长莫及，李烈钧便首当其冲。12月10日，南昌发生兵变，矛头直接指向李烈钧，事后查明，是在袁世凯直接支持下，由原江西第三旅旅长余鹤松操纵的，此人原先是李烈钧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被李调京，失去军权，怀恨在心，就去走袁世凯的门路。袁世凯正求之不得，当即给了他一笔经费，许诺只要推翻李烈钧，就让他担任都督。
李烈钧虽然弄清楚了兵变的背景，但还没有力量与袁世凯决裂，只好隐忍时机，为了缓和北京对江西的压力，他对兵变引咎自责，主动请实行军民分治，并特别推荐汪瑞闿为江西民政长。汪曾任江西武备学堂总监，与李有师生情谊，李烈钧以为他处事温和，可以利用他来缓解自己与袁世凯的矛盾。但其实汪对做官极其着迷，认为要自己做这个民政长江西方面自然没有问题，但听说李与袁不和，如果先到北京和袁见面，由袁世凯点头，这样再加李烈钧推荐，自己的地位会更加稳固，而且由总统直接任命，更加显得正统。袁世凯本来为兵变没有成功而烦恼，现在见有人主动上门，自然欣喜。因此，当16日李烈钧的推荐电报刚刚到北京才四个小时，袁世凯就发布了同意的任命书。
秦时竹笑着说：“李烈钧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你等着瞧，还有一番好戏要上演。”
“是啊，一个拼命要求来。一个拼命不让来，这两边不掐架才怪。”葛洪义笑着问道，“你说他会怎么办？动用军队还是舆论？”
“都可能，咱们等着看吧。李烈钧是同盟会里面最强硬的，以后要闹二次革命，咱们一定要千方百计挑唆他动手。他这次的举动，我明着没有支持他，但已通过别人带信了。他如果不傻，肯定能读懂我的意思。”秦时竹眼看葛洪义带了一堆电报，“这次又截获了什么最新消息？俄军动向如何？”
“俄军已给库伦方面增派10个大队，内含2个炮兵大队，让伪蒙方面务必坚守库乱，等待援军到来；中东路方面，俄国的护路队最近频繁调动、集中，恐怕有大动作……这两天已抓获了3个为俄国方面服务地间谍。我判断对方即将在中东路沿线动手，而且很有可能在满洲里、海拉尔一线。”
秦时竹一看地图，同时拿起另外两封电报说：“南路军还有三天就能到库伦，奇怪的是进军分外顺利，丝毫没有敌人抵抗。连老百姓都几乎看不到踪影；马占山的东路军最快四天后能出现在库伦城外，他们也没有发现敌人……”
“我军遭遇坚壁清野？”
“是的，眼下气候寒冷，敌人可能是想用这种手段阻止我们推进。”秦时竹想了想。“护路队有多少人马？”
“确切人数不知，但最近调动的规模都在3000人左右。”葛洪义试探性的说，“护路队调动，我方不可能不知道，敌人如果要在中东路沿线发难，照理不应该采用这么容易暴露目标的方式啊？”
“对方佯动？”秦时竹陷入了沉思，“有这个可能，你把情报搞确切一些。我马上给吴大舌头和焦济世发报，让他们提高警惕，务必防备俄国人的突然袭击……”
12月份中国报界舆论关注地主要有三件事情，第一是国防军出兵外蒙；第二是江西民政长事件；第三则是大选。
大选第一阶段，军人选举权最受瞩目，一时间人民党风声水起，待到发兵外蒙后，人们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国民党上面。宋教仁主持国民党后。成了该党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他一心想把中国建成一个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了领导全党夺取国会选举胜利。组织完全政党内阁，不让人民党专美于前，他离京南下，布置各省选举事宜，同时顺道探望离别八年的老母和妻子。
人民党在北疆强势登场后，南方各省也传来了国民党初选告捷消息。他兴奋不己，又匆匆告别亲人，继续出游。他经长沙到上海，后又到杭州与南京，到处会见国民党人，到处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言辞之猛烈令大、小报记者窃喜有猛料、要闻：
他首先猛烈抨击袁政府。如内政方面，“财政之状况，其紊乱已达极度，政府对于财政之将来全无丝毫计划，惟知倚赖大借款，以为补宜弥缝之术……外交方面，消极敷衍，无确定政策，结果酿成震动全国的库伦问题……”，说这种政府，“实不如民意之政府，退步之政府”。
其次嘲讽北疆和人民党，“割据一地，不知有全国”，“人民党名为全国人民之政党，实是北疆之政党……”若不是北疆国防军眼下正出兵外蒙，恐怕他的抨击还要厉害；
再次反复阐发国民党政见。宋教仁手里有两个法宝，一是鼓吹民主，尤其是议会民主；二是鼓吹自治，特别是地方自治。像“吾人第一主张，即在内阁制，以期造成议院政治”，“关于集权、分权，吾极力主张地方自治，使之成为政治之中心（这个时候倒不提割据了）”之类地话都出自他的演说。他还振振有词地分辨道：“国民党这些主张，绝非一党私见，而是关系能否‘建设完全共和政体’的大问题，必须明文写进将来的宪法……”
最后是强调组织国民党内阁。宋教仁指责袁政府，阐发国民党政见，最终是为了组织“国民党内阁”。他毫不掩饰地说：“为今之计，须亟组织完善政府……而欲政府完善，须有政党内阁。今国民党即处此地位”。为唤醒国人的注意，他用尖锐地语气评论道：“今革命虽云成功。然亦只可指种族主义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
对宋教仁的言行，秦时竹等人置之一笑而已，大选期间，政党相互攻讦实属常事，人民党和北疆方面被南方舆论攻击多时，也毫发未伤，秦时竹给张謇地电报说“此等政论。乃民主时期之常事，为煽动舆论之惯用手段，不必介意……宋钝初虽少年英锐，然锋芒太露，后必有挫……”
张謇、程德全都是浸淫官场数十年之老甲鱼，对此间情形，自然是心知肚明，凡事都能看开。也没有多少介意。
但宋教仁地上述言行却引起了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集团仇恨。北洋系统是在封建宗法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政论根本就不熟悉，还是沿袭封建*这一套，特别不允许批评政府，对于民主竞选更是丝毫不懂。冯国璋、段祺瑞等虽然出国留学。但学的都是军事，本人又崇尚实力政治，对于宋教仁这种政治家也是很厌恶。袁世凯在致张镇芳（袁世凯二哥的妻弟）的一封信中就说：“目下最讨厌者，即宋教仁一人。”
北洋集团内部地评价是这样地：虽然秦时竹和人民党也要和北洋争夺天下。但人民党懂得圆滑、照顾面子，基本上和中央政府之间过得去，一般不会出现猛烈抨击的情形（为了控制舆论，秦时竹曾经给人民日报和华夏社下过指令，可以公开批评北疆政府，但尽量不要批评中央政府和外国势力，以免招致不必要的麻烦）。况且宋教仁在攻击时连带着北疆一起骂进去，彼此间也有共同语言。但宋教仁就不一样了，丝毫不留情面，公开攻击袁世凯独裁、*，这就引得整个北洋系统的不安。
袁世凯调兵南下，一方面是因为北疆国防军出兵外蒙，对他的军事实力有所减轻；另一方面，他心里认为，秦时竹尽管有种种不如意。但在民族大义上还是不含糊的。倒是这个宋教仁一天到晚就知道攻击政府，挑起内乱。不得不预先派兵准备，以备万一。
考虑到冯国璋等人对于政治并不擅长，袁世凯还是招来了杨度，询问他有关大选的事宜。
从政治立场上说，杨度赞同袁世凯地中央集权和进行威权统治地，但这并不等于杨度无条件地赞同袁世凯地独裁*。恰恰相反，杨度对袁世凯的某些做法颇有微辞，经常予以冷嘲热讽。特别是对袁世凯几个手下地大将，如段祺瑞、段芝贵和冯国璋等人，杨度地牢骚就更多。在他看来，袁世凯之所以执迷不悟，很大程度上归咎于这些部下的无知和怂恿。
不得不承认，袁世凯对于杨度是非常赏识的，气量也格外宽大，虽然杨度平时有意见，但袁世凯一概装作不知道，若是有政治事件需要商量，还是眼巴巴地盼着他来。当然，除了老袁以外，杨度的直率和不知圆滑得罪了北洋集团地上上下下，即使采纳了杨度的意见，袁世凯也不能公开予以褒奖，不然笔杆子们拥护，枪杆子们就要造反了。
“皙子，来来来，赶紧坐。”袁世凯一看到杨度来了，连忙起身离座，招呼杨度坐下。
杨度心头一热，袁世凯虽然并不完全符合他心目中“明主”的形象，但多少对他有知遇之恩，他也知道段祺瑞、冯国璋、赵秉钧、梁士诒等人三天两头在袁世凯面前诋毁他，但丝毫没有动摇袁世凯对他的信任，故而也有几分感激。杨度喝醉了酒常对朋友说：“若非袁总统有识人之明，我就效法少川兄投北疆去也。”
“大总统，您找我有事？”
“我遇到了麻烦，急需皙子大贤。”袁世凯也不含糊，当下就点出了自己的困境：眼下大局纷扰，人民党、国民党两党如此强势，若将来入主内阁，奈何？
杨度沉吟了半天，说道：“大总统不必心焦，我专门为此事而来。此番若不召见，我也要上门求见了。”
“好好！赶紧把高见和我说说。”袁世凯一边摸摸自己的光头，一边调侃地说道，“皙子，你是知道的，我这下面的人才，要么是只懂军事不懂政治地武夫，要么是只懂奉命行事不懂民主宪政的旧人，这大选，我是头一遭，现在看来麻烦不小。”
“就我看来，人民党虽然强势登场，但最后的第一大党，并不能够落在他们头上。”杨度笑了笑，“大总统放心，秦时竹万万做不了总理。”
“他要来做总理就好了。”袁世凯暧昧的一笑，“我就让少川做那个北疆巡阅使。”
袁世凯实际上说的是，秦时竹要真是来做了内阁总理，就被北洋牢牢地牵扯在京城，离开了沈阳，秦时竹也多少无能为力。
“大总统就会说笑，当时千不该万不该赶走唐总理的，若唐总理在，此间对您的非议也会少很多。”
“是啊，这事我也知道办错了，但又能怎么办呢？他还不是巴巴地去了秦时竹那里？”袁世凯轻蔑地一笑，“就是过去了又怎样，现在还不就是个顾问？当年少川做巡抚的时候，秦时竹还得给他磕头呢！”
杨度有些听不下去了，轻轻“咳”了一声，袁世凯发现自己地失态，连忙收住话头，说道：“玩笑话，皙子别放在心上，你说人民党做不了第一大党，那莫非国民党才是第一大党？”
“正是，人民党势头虽猛，但毕竟根基不够，况且北疆各省都是人口稀少之地，秦时竹就是使出浑身解数，也不能变着法子弄出议席来。南方地人民党虽然有张季老领袖，但局限于江、浙、皖三地，也不足为虑；真正可怕的是国民党，在湖南、江西、福建、广东他们都占有明显地优势……我的估计，国民党和人民党在参议员的席位上可能差距不大，但在众议员席位上肯定是国民党来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