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武风极盛，尽管官府不允许民间私人打造兵器——民间私人只能打造农具、厨具等，打造兵器是官方兵工厂才能拥有的权力——但允许民间私人允许持有兵器，只是必须跟官府相关部门进行登记注册，还得每隔一段时间接受定期检查验核，同时另有很多规定进行约束，比如，民间私人持有的兵器只能跟官方兵工厂购买，每件兵器上都刻有编号；每户人家不能持有超过实际需求数量的兵器；未满十八周岁的人不允许购买和持有经过开刃的兵器；如果遗失了兵器，必须前往官府备案，一旦该兵器被卷入刑事案件，兵器原持有人脱离不了干系；刀、剑、棍、棒等近程攻击兵器和短武器受到限制较为宽松，但枪、矛、戟、弓、弩等远程攻击兵器和长兵器受到限制非常严格；人口众多的豪门大户家中持有兵器的数量是官府进行管制、检查、验核的重点；不允许私人拥有铠甲等等。这些规定自然都是孔明制定出的，在他制定这些规定时，曾有人极力反对：“如此，民间将会存在大量兵器，社会治安岂不是将会陷入混乱动荡之中？不法之徒岂不是将会可以非常容易地造反作乱？”
孔明反驳道：“秦始皇曾收缴天下兵器于咸阳铸成十二金人（十二金人其实是十二铜人，因为秦朝时的主流金属是铜，冶铁炼钢术还非常原始，兵器基本上是用铜做的。秦灭汉兴后，十二金人被汉朝廷从咸阳移去长安，一直存在到不久前，最终被盘踞长安的董卓全部熔化掉铸成了小铜钱），结果呢？秦朝还不是完蛋了？这种防民之术既是毫无意义，也是毫无作用。什么人最怕老百姓手里有兵器呢？暴君、贪官、民贼。只要我们让我们治下不存在这三种人，何惧老百姓手里有兵器？没有哪个良善老百姓吃饱了撑得没事做拿着兵器到处惹是生非，相反，只有恶霸才会拿着兵器到处恃强凌弱。老百姓手里有了兵器，社会上的那些流氓、地痞、无赖、混混还敢嚣张吗？至于不法之徒造反作乱？更是无从谈起。老百姓在我们治下吃得饱、穿得暖、过得好，又怎么会跟随不法之徒造反作乱呢？老百姓如果用手里的兵器作乱，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没有尽到我们的职责，没有让老百姓吃得饱、穿得暖、过得好。另外，如果出现造反作乱的不法之徒，手里有兵器的老百姓不但不会附逆，还会帮助官府一起剿灭不法之徒，因为老百姓是非常珍惜太平生活的，不会允许、坐视、协助不法之徒将其破坏掉，前提是我们给老百姓太平生活。另外，让老百姓持有兵器，也是对我们这些当官的一种威慑、警告、监督，我们要时时刻刻地牢记谨记，不可欺凌老百姓，否则，老百姓不但不会用他们手里的兵器支持我们，反而会用手里的兵器反抗我们！我们不允许老百姓手里有兵器，只能说明我们不得人心、心里有鬼，自知老百姓一旦手里有兵器就会反抗我们。我们是那种人吗？当然不是！既然我们光明正大，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又为什么会害怕老百姓手里有兵器呢？”
孔明的这番犹如黄钟大吕般振聋发聩、义正辞严的话语让反对者们尽皆哑口无言。
齐鲁不但允许民间私人持有兵器，还允许民间私人开办武馆，另外，官府又广建体育场、练武场等公益场所供民间练武人士进行练武和互相切磋（孔明规定民间练武人士进行切磋时使用的兵器都必须是未开刃的或木制的），如此，使得齐鲁民间武风极盛，“行人刀剑各在腰”，武馆、体育场、练武场遍地开花，“人声呼喝昼夜不绝”，刀客、剑客、游侠“犹如过江之鲫”。
跟典韦一起贴身保护孔明的大剑师王越也在孔明的支持下开办了一家“剑心”剑道武馆，从而让他的精湛剑术得以发扬光大，并且培养出更多的剑术高手为国效力。听闻大剑师王越开馆收徒，前来拜师的人几乎踏破了武馆的门槛，但王越眼光极高，挑选徒弟时要求非常高，前前后后只收了七个徒弟，都是天资极高的人，他的大徒弟叫史阿，二徒弟和三徒弟是一对兄弟，分别叫韩龙、韩虎。孔明见识过史阿、韩龙、韩虎的剑术，确实深得王越的剑道真传。
除此之外，孔明别出心裁地创办了“演武大赛”活动，也叫“演武大典”，在泰安县城郊区建立“演武堂”，设立“演武厅”，每年举办一次“演武大会”，广招齐鲁武士以及外地武士参加大赛，第一名被授予“冠军”称号，第二名被授予“亚军”称号，第三名被授予“季军”称号，同时奖励重金以及神兵利器。如此之举，自然促使各地武士踊跃参加，进一步地推动了齐鲁的武风发展，同时也让孔明发现了大批的新秀人才。——参赛者使用的兵器都是未开刃的或者木制的，并且参赛者入场时必须身穿统一制服、佩戴面具，只有号码没有姓名。此举出于两个目的，一是防止裁判在打分评判时倾向于某个参赛者或参赛者互为熟人而故意放水之类的，二是防止某个参赛者的面孔被大众所知，影响孔明接下来秘密地招揽、使用他。
齐鲁不仅武风极盛，文风也极盛。跟武馆、体育场、练武场一起遍地开花的还有官办的学堂和民办的学塾，同样比比皆是、处处可见，大街上既有佩刀带剑的武士，也有手不释卷、蛾冠轻袍的文士。孔明父亲、青州牧孔融本身就是当代名士，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孔融身边、齐鲁境内自然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名士大儒。全国众多的名士大儒、文人墨客，成为一方诸侯并且实力强劲的，除了荆州牧刘表外，就只有青州牧孔融了，刘表是汉室宗亲，孔融是孔子后代，显然，孔融比刘表更能吸引全国的名士大儒——若把孔融和刘表进行对比，孔融的的政治、军事能力大不如刘表，但刘表舞文弄墨、吟风弄月的本事大不如孔融，显然，孔融更让天下的文人墨客喜欢，毕竟孔融跟他们更有“共同语言”。眼下，天下大乱，处处兵荒马乱、时局动荡，自然而然，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天下的文人墨客们急需一块安定的地方让他们一边享受太平生活一边继续舞文弄墨、吟风弄月，于是，齐鲁便成为天下的文人墨客们最理想的搬家移居地点，并且孔融也非常好客，对跟他志同道合、兴趣相投的人可谓来者不拒。在这样的大前提下，齐鲁境内文风极盛，聚集了众多的来自天南海北的名士大儒、文人墨客，著名人物有郑玄、蔡邕、陶丘洪、陈琳、阮瑀、范康、檀敷、岑晊、凉茂、张范、王烈、邴原……等等，其中还有一位非常著名的隐士名士，就是以“割席断交”而闻名的管宁。
管宁是青州北海国朱虚县人氏，在数年前因青州爆发黄巾之乱而前往辽东避难（当时的青州刺史是焦和，无力平定青州境内的黄巾之乱），随着孔氏掌控青州，青州恢复安定太平，他便返回了家乡。素闻管宁贤名的孔融、孔明两次登门拜访，邀请他“为天下苍生尽一份力”，孔明对他说道“我们请先生您出山不是为了让您骑在老百姓的头上作威作福，享受功名利禄，而是为了请您帮助我们让更多的老百姓可以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管宁受到感动，投效了孔融、孔明。——华歆、邴原、管宁三人被世人合称为“一龙”，华歆是龙头，邴原是龙身，管宁是龙尾。三人里，邴原早受孔融邀请而出仕了，如今，管宁也受孔融、孔明邀请而出仕。华邴管“一龙”，齐鲁得龙身、龙尾，至于“龙头”华歆，孔明没挖，因为华歆会是曹魏的开国元勋和重臣，属于不能挖的人才。
汉末的名士代表先后有“八厨”、“八顾”、“江夏八俊”、“建安七子”等，后来的继承者便是魏晋时的“竹林七贤”等（孔融本人是“建安七子”之一，孔融五弟孔昱是“江夏八俊”之一）。此时，八厨、八顾都已经不在人世，江夏八俊还在，建安七子还未成形（属于建安七子的七位名士目前只有孔融、陈琳已经成年和成名，另外五人要么还未成年要么还未成名，并且“建安七子”这个说法也是在一二十年后才出现的），至于“竹林七贤”，更是没影的事。毫不夸张地说，眼下的当世名士大儒，十有六七聚于齐鲁境内，孔融就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如此，使得齐鲁境内文风极盛，孔明创建的齐鲁书院更是推波助澜地促进了齐鲁文风的发展。
还有一件文坛盛事可以证明齐鲁文风之盛，就是著名的“月旦评”。
月旦评是豫州汝南郡名士许靖、许劭（二人是堂兄弟）发起和主持的一项对当代人物或诗文字画进行品评褒贬的活动，常在每月初一进行和发表。由于许靖、许劭声名远播，经过他们的评点的人物或诗文字画，立刻身价翻倍、世俗流传、以为美谈，该活动可谓脍炙人口、影响极大。“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便是许劭对曹操的评价，并且这还是曹操主动上门反复纠缠甚至威逼许劭而得到的评价。得到这个评价后，曹操没有任何恼怒，反而喜不自禁。
由于天下动乱并且豫州还是重灾区，许靖、许劭不得不背井离乡，投靠了豫州刺史孔伷，孔伷死后，他们的好友王朗正好被杨彪推荐给孔明，王朗便向孔明推荐了许靖、许昭，二许欣然来到齐鲁定居，同时继续举办月旦评，并且他们的月旦评得到孔明的大力支持，于每月初一在齐鲁书院附近竹林里召开，从而帮助孔明发掘文政人才。因为齐鲁境内名士大儒如云，此活动被举办得更加盛大，成为当代文坛的一大盛事，吸引全国各地的文士趋之若鹜、源源不断地来到齐鲁。
据说，孔融曾邀请许靖、许劭对孔明进行品评，二许缄默不语，没有给出一个品评结果，引得无数人好奇不已，后来，许劭某次酒醉吐露“孔明乃治世之圣王，乱世之霸主”，听得周围宾客尽皆骇然不已，但许劭在酒醒后对此给予坚决否定，估计他是出于保护孔明的目的。
正因为齐鲁境内文风极盛、名士云集、大儒汇聚，使得孔明一直不敢轻易地推广简体字，不过，他“发明”的汉语拼音、汉语标点符号以及孔氏数字（阿拉伯数字）、加减乘除符号、孔氏加减乘除法（用阿拉伯数字进行竖式计算）已经被他推广开，受到热烈欢迎和各界学者名士的交相称赞，因为这些东西相当于“辅助工具”，既没有动摇汉语文字的根本，也非常有效实用，自然深受欢迎、风靡全国。
十一月底的一天，孔明在家中招待了几位文士。
孔融身边有文士，孔明身边也有，不过，两人身边的文士存在很大的区别，孔融身边的文士非常多，孔明身边的文士则比较少，孔融身边的文士基本上都是成年成名的名士，孔明身边的文士则基本上都是虽然才华横溢但还未崭露头角的年轻人，比如杨修。杨修正是孔明身边的头号文士，他今年不过十八岁，另外还有徐干（以后的建安七子之一，此时二十三岁）、阮瑀（以后的建安七子之一，此时二十八岁）等以及在后世被称为“三国第一喷子”的祢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