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了位于白米斜街11号的院落，赵继统召集公安组开会，通报了刘萍的发现，表扬了她的革命警惕性，更提议由她牵头侦破此案。刘萍也是这个组里的老人了，作为副组长的老钱也力挺她，当众表态努力辅佐其侦破案件。
“厨子”本名叫周观圃，祖上也是书香门第，军阀征战时期没落了；进入小组后，一直负责后勤保障工作，这次由刘萍点将（赵继统支的招）让他担任侦察任务。
别看老周没参与过侦察工作，可是他日常与个体商贩们打交道，接人待物没问题，而且还有听来的一肚子市井奇闻、民间笑话之类的，很受劳动阶层的欢迎。
所以他伪装成机关单位的办公室副主任兼小车班的头儿来到景福汽车行一点也没引起人们怀疑，而且机修工们还愿意和他聊天取乐，车行经理也欢迎这个“好脾气”的客户。
老周为人豪爽，有时活赶得急了，需要工人加班修理时，他是一定请客，虽然不是什么大馆子，但是有酒有肉。一来二去就将这个景福汽车行的底细摸了个透透的。
这个车行的股东叫张景闲，家就住在西单宽街12号，其父是日伪时期的国大代表，他自己也任过县警察局的督查。日本投降后，组织过河北省武清县的还乡团，后来参加了军统的外围组织“新事业建设***”、北平的“中国公民互助会”等。
北平解放前夕，他与军统特务们打得火热，经常在一起吃喝嫖赌，有重大的特务嫌疑。车行的经理是他雇佣的，而修车的师傅们大多都是经理一手教出来的徒弟们，都还劳苦人民出身，嫌疑不大。
只有一个叫俞承泽的整日游手好闲、任啥不干，不过人家是属于租车业务那边的人，韩经理也懒得管他。
老周还发现葡萄架下的那间小屋，屋门虽然常年上锁，可是在屋角有一扇小门可以进入屋内，可是这扇小门外有个大柜子挡着，不注意的人很难发现柜子后面还有一扇门。
正在摸排情况期间，派出所的同志突然出现在景福汽车行。原来是在西单商场内开无线电行的宋某举报称曾给景福汽车行修过电台，派出所同志来询问一个车行要电台干什么？
得到消息的老钱马上赶到了景福汽车行，发现派出所的同志已经走了，紧跟着一辆车从车行里开了出来。经过跟踪这辆车东拐西拐最后停在了恭检胡同，一个人提着一只大皮箱下了车，匆匆的走了。
与老钱同车的周观圃发现认识开车的人，急忙下车假装偶遇喊道：“老陈，陈福录！你怎来这了？刚才那是谁阿？你这服务态度可不对啊，那么沉的行李，这么宽的路怎么不给送进去啊？”
景福汽车行的司机陈福录下车接过老周的烟，点上火才抱怨道：“那不是客人，老板让把俞承泽送一段，谁想到这小子也不说去哪，一通儿瞎指挥，这不非要在这下，真他*有病！”
周观圃劝道：“行了，多大点事儿啊，相逢不如偶遇，走，叫上老韩（车行经理）咱喝两盅去！”（他在景福汽车行里露过面不适合跟踪，正好去了解一些情况）。
老钱也下了车向赵继统汇报了情况，赵继统分析俞承泽应该是将电台转移了，让老钱在周围转转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他会通知最近的派出所前去支援。
没多久支援的同志赶到了，他们路况熟，带着老钱在周围巡视（带着沉重的电台步行不会很远）。当他们走进旧刑部街时，发现了一台没有通行证的美式吉普（当时汽车必须持有市公安局颁发的通行证才能上路通行）停在一个大院门前。
他们几个人来到院里，院子大二阔绰，也很气派，还安装有电话。有两个身穿西装的中年男子看到他们（身穿警服）突然进来很是惊慌，听老钱问汽车为什么没有通行证，才放下心来。有一个脸色蜡黄、眼窝深陷，自称姓何的人说，他们认识谭政文局长，另一个脸色漆黑，自称姓张的人也点头称是。
老钱立刻换了副笑脸说道：“您早说是谭局长的朋友啊，不好意思打搅了。”
说完，带着人出了院子。这时他自己的组员也赶到了，老钱留下两个人盯住这个院子，自己随同派出所的同志来到了坐落在教育部街的市公安局。
谭局长正在开会，看到钱健钢匆匆赶来心知有事，暂停了会议，听取他的报告。当听说那两人的姓名和住址后向老钱介绍说，这两个人是最近向我们自首的国民党特务，十天前交出了一支手枪、两百余发子弹；八天前又交出了两台收发报机。
老钱提出了疑问，若是真心自首为什么不一次交出？武器和电台要分两次交出？事关重大，谭政文结束了刚才的会议，带着侦讯处处长冯基平和内二分局局长耿飞赶到了赵继统的小院一起分析案情。
会议分析了案情的全部过程，赵继统决定既然已经“惊了”就不要再“钓鱼”了。立刻拘捕张景闲，就地审问，弄清俞承泽的去向，追回电台！
当夜11时，月白星稀，宁静下来的北平大街小巷沐浴在银色的清辉之中。这时，几辆汽车满载着公安人员将西单宽街12号围了个水泄不通，谭政文局长亲自坐镇。他一声令下，侦查员们冲入大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张景闲从被窝里掏了出来。
经审讯，张景闲交代他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华北督导组北平379情报组”的特务，任电台译电员。
俞承泽则是国防部二厅下派的电台台长，他们以汽车行作掩护从事间谍活动。他们在北平接受组长曹中襄的领导，可是他不知道曹中襄的住址。平常使用电话联系，号码是：22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