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强在打理着自己的产业，改进的改进，扩张的扩张，新建的新建，既是为自己增加着财富，也为革命积累着资金。同时，也使这个国家薄弱的工业基础能够坚实一些。
对于革命军的奋战，陈文强只能是从财政上予以尽量的支持，具体的行动他不过多插手。毕竟，他更擅长的还是在工商领域，还是在交结各方人物，为将来的革命争取更多的同情和支持。
而革命军的批亢捣虚显然是出乎清军意料的，他们没有想到革命军会置压在当头的大军不顾，转而向东西两个方向流窜。是的，在清军看来，这就是流窜。只不过，这流窜来得突然，来得猛烈。
普洱、临沧相继被合流的革命军攻破，总兵力达到三千多、且装备精良的滇西革命军已经具备了纵横攻掠的实力，被大量抽调的地方清军根本抵挡不住这迅猛的攻势。
而元江以南，向来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政府的控制力并不强。而土司的实力在历史上的改土归流过程中，又大受打击。这使得革命军掌控地方政权变得相对容易，只要军纪严明，不扰民、害民，甚至没有了苛捐杂税的盘剥，便少有地方武装会与革命军为敌。
甩开了清军主力后的两路革命军，在东西两面展开了迅猛攻掠。在滇西，革命军势如破竹，地方清军非降即逃，占永德，克龙陵，兵锋直指滇西南重镇永昌（现保山）；在桂西，陆荣廷率人马在左右江地区亦是摧枯拉朽，光复数县，歼敌上千。
而就在这又一次国内震动的时候，陈文强已经由广州出发，前往上海。武汉、上海、琼州这三大地区，正是陈文强的产业之基。而上海，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则是陈文强布局江浙的重要棋子。
西南、东南，再加上武汉的腹心地位，这就是陈文强设想的革命方略。而要直捣腹心，粤汉铁路便是关键，这也是他几乎倾尽全力的原因所在。
只要铁路修成，从琼州出动人马便可攻袭广州，然后乘车北上。再加上西南、东南的呼应行动，在长江以南掀起革命高潮，并吹响埋葬清王朝的号角，还是比较有把握的。
而在回上海之前，陈文强还要先到天津。诚挚的邀请已经由人送达了。而对袁世凯，袁老四，袁大头，对这位历史上的“窃国大盗”，陈文强的感情是复杂的。
德国著名的《历史学报》提到当时大清王朝的四个人，除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外，一是袁世凯，另一个则是端方。
不可否认，老外的眼光很独到，而袁世凯能爬到现在这个位置，也确实与他的能力有关，绝不是投机取巧。一个没有功名的家伙，靠着事功扶摇直上，你能说他全靠钻营和运气？
而现在，袁世凯虽未失意，但却不如意。
清廷于一九零六年十一月正式发布新官制上谕。新的官制没有采用袁世凯、奕劻等人所希望的责任内阁制（因为在责任内阁制度下，皇权要受制于内阁，万一慈禧太后去世而光绪有了出头之日，届时也不能把出卖化皇帝和维新派的袁世凯怎么样，实际上是为他自己留后路），而是继续保留了旧的内阁和军机处，各部院的设置则基本采用了奕劻提出的方案。
这一次，慈禧再一次支持了守旧派，奕劻和袁世凯的如意算盘都落空了，特别是袁世凯，他最希望的陆军部居然落空，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而从各部长官的人选上来看，虽然清廷标榜不分满汉，在十三个部院的长官中，满汉在人数上看似平分秋色，但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满人占据的大都是要害部门。
由此也可以看出，预备立宪后，满族亲贵专制化的趋向不但没有扭转，反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而后来慈禧太后死后，摄政王载沣后来组织的“皇族内阁”更是把这种情况推到极致。
官制改革的硝烟虽然散去，但奕劻、袁世凯与瞿鸿禨、岑春煊等人的矛盾已经完全明朗化，双方已是势不两立，都想去对方而后快。
两派的分歧其实并不是立宪与否的问题，而是什么时机推行的问题——也就是说，立宪是远期目标还是近期目标的问题。
缓行立宪的一派认为，一个国家的立宪要取得实效，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政府对社会的有效控制能力，各种资源（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相对充沛，国民的教育程度，吏治的清廉和有效等。
这种观点姑且称为“条件论”，他们由此认为，在不具备这些条件就贸然速行立宪，不但事与愿违，反会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灾难。更有甚者，他们对改革者的动机表示怀疑，认为大清的国情和欧美国家有很大差别，仅仅是一些人为了追求立宪的虚名，结果恐怕不能于国有利，反导致“执政者无权”，那些别有用心的“神奸巨蠹”倒“栖息其间，日引月长，为祸不小”。
而主张速行立宪的一派也承认当时的现状，但他们反过来认为这种现状是因为没有变革的结果。因此，只有通过立宪的刺激和引导才能改变这种危机。而且，速行立宪派对立宪后的推论相对乐观，他们认为立宪制度一旦建立，缓行立宪派说的那些条件是可以在这种制度下逐渐创造出来的。这种观点也就是所谓的“危机论”。
尽管两派都各有道理，但在清末的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危机论”显然更有市场，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
从陈文强的角度来看，他已经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不可能回头。所以，即便“危机论”更倾向于一种非理性的情感层面，即便“条件论”更具有理性，对他来说，也全都不重要了。
但这并不妨碍陈文强从中取利，他的揣摩，他的探悉，他的左右逢源，将是他值得信赖的武器。而且，不管是什么派，日后都有成为革命的同盟军的可能，推翻满清，也少不了他们的力量。
革命军与北洋军难免有一战，并不一定要打得你死我活、分出胜负，但北洋军要显示出力量，革命军也要展现强军的风采，重要的是敢战的精神。最后解决问题还是要在谈判桌上，军事永远要为政治服务。
是的，没错，陈文强并没有抱着革命成功等同于武力统一的念头。除非北洋军倒戈，而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而从当时的中国军力来看，北洋军与革命军打得两败俱伤，打得持续不断，伤害得不仅是国家的元气，更会招致列强的干涉，比如日本，那是肯定会趁火打劫的。
最后将是一个谈判达成的妥协，才能尽量地保全国家的武力，包括北洋军在内。特别是中国的北方，没有了北洋系的军队，最直接受害的便会是东北。而革命军的实力被消耗太多，也无法稳固占领和控制某些省份，也就无法实现革命者心中的国家建设的理想。
一场大战，一场谈判，一场妥协，然后是一段相对平和的发展时期。至于统一嘛，除了武力，恐怕还有别的办法吧？
所以，陈文强才要去见一见袁老四这个中外皆知的大人物，希望能从他的思维中寻找到可资利用的东西。不一定非要现在发挥作用，可作为一个长远的准备，也是很好的。
“袁大人对陈先生是慕名已久，今番能在天津相见，终于是圆了心愿，必然心中大慰啊！”张一鏖作为袁世凯的亲信幕僚，此次携信邀请陈文强成功赴津，差事可谓办得圆满，心情也很畅快，对陈文强更是唯恐有触犯之处。
“袁大人抬举，张兄客气了。”陈文强淡淡地一笑，说道：“兄弟官卑职微，实是当不得如此谬赞。”停顿了一下，他盯着张一鏖缓缓说道：“恐怕袁大人邀兄弟会面详谈，并不只是有关北洋机器制造局，以及修筑津镇铁路之事吧？”
津镇铁路，也就是后来改名的津浦（天津至南京浦口）铁路。一九零二年，清政府改派袁世凯督办津镇铁路，袁世凯又委派唐绍仪、张翼等人与英国中英公司及德国德华银行代表进行谈判。
但清政府与英、德关于津镇铁路借款的谈判遭到直隶、山东，江苏三省京官、地方绅商及留日学生的反对，认为“津镇一路，北接畿甸，南贯江淮，扼江海之咽喉，握三省之命脉”，地理位置和战略意义十分重要，要求将津镇铁路收回自办，事情由此搁置。
一九零七年年初，清廷又加派张之洞会同办理津镇铁路。张、袁几经协商，认为废约自办困难很大，借款自办虽切实可行，但合同必须不甚苛刻，方可为国人所接受。
而陈文强在粤汉铁路修筑中的筹资募款显然是可以借鉴学习的，工程进度也令人惊讶赞叹。但陈文强却知道，袁世凯邀其见面，并不是修铁路这件事情，至少不是主要的。北洋机器制造局呢，专为北洋军制造枪炮子弹，与湖北枪炮厂似乎也不是什么竞争关系。
张一鏖想了想，委婉地说道：“当然还有别的要事，只是制造局和铁路，哪敢劳动陈先生大驾呢！”
“言不由衷。”陈文强伸出手指轻轻点了点，叹息道：“政争我是不管的，京官我也不会干，至于英国人，我对他们印象不好，能不用就不用。”
张一鏖略有些惊讶，但城府也深，瞬间便恢复正常，岔开了话题，象是闲聊般地询问道：“最近乱党在滇桂两省闹得很凶，湖北新军虽然赴援，却上奏朝廷言说装备不强、力有未逮，请调北洋新军南下剿乱……”
陈文强噗卟笑出声来，打断了张一鏖的讲述，看着张一鏖投过来的疑惑目光，他赶忙表示抱歉，然后解释道：“北兵南战，实是可笑。气候水土、环境地形皆不适应，连我这军事外行也知道这不是好办法。”
“袁大人也是此意。”张一鏖赞同道：“南方潮湿多雨，又有瘴疠难防，北兵赴南，水土不服，未战而先病弱，史上是有记载的。”
“我却不知这史上记载。”陈文强装傻充愣地摇了摇头，转而说道：“只是迁民至琼州垦殖，亲眼所见水土不服及瘴疠之疫病。这还是淮北、上海等地的灾民穷人，若再往北的地方，估计更难适应了。”
“原来是陈先生亲眼目睹。”张一鏖信以为真，想了想，说道：“那可有防治之法？”
“倒是有一些，但要适应却颇耗时间，不可能立竿见影。”陈文强沉吟着说道：“比如在山林中行走，如何防范蚊蝇毒虫，如何辨识瘴树毒气……”
其实，陈文强所说的并不是危言耸听，在东南地区，除了最主要的疫病——疟疾外，还有很多致命的因素，具备山地丛林的生存常识是很必要的。比如在南方湿热的丛林地区，树林内常有甲烷等可燃性气体聚集；地面落叶腐烂，湿度大并且孽生大量的病毒、细菌以及山蚂蝗和蚊虫。不知如何预防，如何规避，确实很危险。
“瘴江西去火为山，炎徼南穷鬼作关。从此更投人境外，生涯应在有无间。”张一鏖倒吸着冷气连连发出慨叹，“古人诚不欺我。”
显然，对于张一鏖来说，陈文强约略的描述便足以使他悚然心惊，视东南滇桂两省为畏途了。
对于陈文强呢，不管能不能达到目的，他都要尽力阻止北洋军南下，为革命军的发展壮大争取时间，尽管他所说的这番话未必会成为清廷或袁世凯作出决策的依据。
当然，陈文强的办法不只是靠他的一张嘴，复兴会所掌握的媒体也会加以反面的宣传和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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