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点受不了的掏出钱包：“嘿，我挺喜欢你们的教义，怎么才能加入呢？”这个站在街边传教的家伙看到我钱包里厚厚的一叠钞票眼睛顿时就特么直了：“哦，只要参加一次聚会就行……亲爱的兄弟，你有兴趣么？”
我有点佩服这家伙了，明明看我钱包里的那叠紫色钞票时双眼都要喷出火来了，可他居然还能控制住自己，没跟我说入会要交会费。
这个名叫胡博尔的家伙很热情的告诉我和婉儿他们这帮人聚会的地方，不是我和婉儿已经打听出来的那个废弃林场，而是一处乡村小教堂，就在距离兰茨胡特城不远的一个村子里。
如果是几十年前的话，华人在国外未必会受到这样热情的待遇，就算是骗子也未必会去骗你……因为在那个时候的欧洲，华人多半不富裕。
但在现在的德国，人们对华人的印象是聪明而且很有钞票的，尤其是刚才我还给这个胡博尔看了一下我钱包里厚厚一叠的欧元，这就更让这家伙对我和婉儿热情似火了。
不过这个胡博尔在新救世会里的地位估计就和他的名字一样（胡博尔在德语中是长工的意思。）真正新救世会的高层很显然不会像这家伙那样在街边发传单的，就算是传教也会弄得像样一点。
胡博尔对我道：“亲爱的兄弟，教堂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的，你们去的时候门口有人问你们就说是胡博尔的朋友就行了。”
我问道：“你们教义不是说一视同仁有教无类的么，怎么教堂又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了？”胡博尔摊摊手道：“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你知道德国的宗教团体这么多，总有些团体会对其他团体怀着嫉妒的心……”
我点点头没说什么，和胡博尔道别跟婉儿一起离开，自顾自会我们住的家庭旅馆去。
我们住的家庭旅馆就在这条街上，刚进门旅馆的老板一个白胡子很有点像马克思的老人海德曼就对我和婉儿道：“别听那家伙的鬼扯，那都是骗人的。”
我有点感激的对老人点点头，这老人的心肠真不错，要知道他提醒我们是要担风险的，新救世会就在兰茨胡特附近的乡村活跃，如果让他们知道老人对我们的规劝，多多少少会有点麻烦。
我一直对德国人的印象不错，这源于小时候看书知道那位在波兰华沙犹太人死难纪念碑前下跪的德国总理勃兰特，这位当时联邦德国的总理在访问波兰和捷克之后冒着寒风来到华沙犹太人死难纪念碑前献上花圈肃穆垂首，然后突然下跪并且说出了这样的话：“上帝饶恕我们，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
在勃兰特下跪之后，前联邦德国总统赫利向全世界发表了那份著名的赎罪书，要知道，一九七零年向华沙犹太人死难纪念碑下跪的勃兰特总理本身就是一位反法西斯战士，他在青年时代就为了反抗纳粹对德国的统治而被迫流亡，后来更被关进集中营，他和波兰人民遭受的苦难并没有任何关系。
但勃兰特作为一个德国人为所有必须下跪而没有下跪的人跪下了，他就像耶稣一样承担了不属于他的罪，尽管他跪在寒风中，但他的形象远比很多站着的人高大得多。
德国人在历史问题上的认知非常清醒并且诚恳，一九九四年东德西德统一后，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再次向波兰人民谢罪，一九九五年德国总理科尔在访问莫斯科时再次向全世界诚恳道歉，一九九八年赫尔佐克再次向全世界谢罪，包括德国的宗教人士也纷纷向全世界道歉诚恳谢罪。
除了这种诚恳的态度之外，德国在历史问题上有着非常诚恳的物质赔偿，从第一任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开始，德国向二战期间受到德国损害的国家支付战争赔偿七百多亿马克，并且这个赔偿还在继续。
除了政府赔偿之外，德国的一些著名大公司，比如西门子，大众，奔驰等等共同建立巨额赔偿金，向‘纳粹劳工’赔偿了五十亿美元。
而最让全世界能感受到德国人对那段历史的诚恳悔过的举动莫过于德国在教科书中正视那段历史，在德国国内有多出纳粹集中营改建成的博物馆用来警惕德国的下一代不要忘记那段惨痛的历史，并且德国还建立《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在德国法律规定凡是喊纳粹口号，佩戴纳粹标志，打纳粹旗帜都属于违法，是要受到刑事处罚的。
同时在法律上严格规定了反犹太人的非法性，严禁为二战时的侵略行为翻案。
同样是二战时的轴心国，同样是侵略者，和德国在二战后的认罪态度比起来，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是什么样的态度就特么不用多说了吧？教科书里把侵略说成是进入，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承认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两个国家的态度比一比，能比么？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访问日本的时候被日本高官询问日本如何才能像德国一样被邻国所原谅被世界所宽容，默克尔直接指出日本人应该正视历史，甚至敦促日本应该在慰安妇问题上和邻国和解。
这特么就是两个国家的态度，所以我对德国人的印象很不错，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犯错的时候，但犯错以后的态度就能看得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心胸了。
诚恳的向海德曼老人道谢过，我和婉儿回到自己房间里去休息，海德曼老人的家庭旅馆里的房间不大，但非常整洁舒适，该有的电器设施都有并且还有很多非常漂亮的手工装饰品，让房间充满了让人快乐的舒适气息。
第二天下午，我和婉儿开着租来的一辆奔驰来到胡博尔告诉我们的那个村子，这村子人口不多但地方可不小，我们把车开到教堂附近，然后下车向教堂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