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的整编，尤其是编制职责等的改变，与其他朝廷大事不太一样。
只要狠下心来，从上而下的发动，会非常之快，而且，京军驻守京师，就在皇帝陛下以及朝廷重臣的眼皮子底下，又无军中重将掣肘，所以京军的变动虽多，但在二月底的时候，便差不多完成了。
留下来的首尾，则是左右屯卫积弱日久，想要扩充，需要一段时日，左右宫门御卫，乃当初景兴皇帝所设，练兵于皇宫内苑，王虎身死后，左右宫门御卫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
如今重新捡起来，其实和重建差不多，皇宫值守又乃重任，所以，收拢了一些身家清白的雄武军兵卒，再加上羽林左右卫消减下来的人手，先将架子搭了起来，但真要成军，也需一段日子才成。
至于长安府衙诸事，那就是中书的事情了，枢密院和兵部只负责雄武军遣散事宜，其他一概不管。
最好办的其实还是羽林左右卫，只需要在承恩湖畔建上一座军营，其他的事情，就全归两位指挥使大人折腾了。
实际上，京军整编到了这个时候，最忙的人就是枢密院和兵部的书记官们，他们必须来往于兵部，枢密院和吏部之间，将京军各部从将领，到兵卒的名单重新录写下来。
这个工程真的不小，而且后续之事，还不定拖到什么时候呢，弄的一个个书记官脸都绿了，很多日子里。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笔墨的臭味儿。
当京军整编之事大体已定。枢密院。兵部的大人们在稍微喘了一口气之后，便纷纷将目光对准了越来越庞大的殿前司禁军。
这个事情已然蓄势待发已久，但该如何下手，却是众说纷纭，没有定议，不过，对于殿前司禁军的整编之议，却是大势所趋。没有什么能阻挡的了了。
景兴年间，撤销了地方团练，其实是让大秦军旅变成了两部，一部为地方军旅，乃是殿前司禁军辖下，一部为边军，也就是镇军。
河中，河东，河洛，西北。蜀中夔州等地，驻守于这些地方的军旅。皆在镇军之列。
镇军有充足的粮草，有精良的武器装备，战马也会优先配备给镇军所部，可以说，景兴年间的变革，对于大秦军旅而言，是有着非常多的好处的。
一来，团练并入殿前司禁军，让大秦的军制变得统一了起来，二来，消减了军中冗员，为大秦国库减轻的负担。
三来，地方军旅的装备以及训练，都得到了很好的提升，换句话说，作为镇军的后备军旅，殿前司禁军不但人数上有了增涨，而且他们的战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这是大秦军伍正规化的重要一步，无人能够抹杀景兴军旅改革的功绩。
而且，事实也证明，改编后的殿前司禁军完全可以胜任一些攻城拔寨的激烈战事。
但随着大秦的扩张步伐逐渐加速，所有人都发现，殿前司禁军渐渐成为了一个庞然大物，开始决定一些战事的胜负，镇军在他们面前，最多只能算是一把锐利一些的刀子罢了。
而殿前司禁军的庞大数量，也补足了他们战力不足的问题。
这样一来，殿前司禁军和镇军之间，主客易位将成为难免的事情。
而如此带来的混乱，也开始渐渐显现了出来。
殿前司禁军到了河中，其中一些便成了镇军，再到河东，又被留下一些，等到西北灭夏战事结束，殿前司禁军各部干脆就代替了当年的西北镇军。
而刚刚结束的河南战事当中，殿前司禁军和河洛镇军之间，也越发混乱了起来，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后勤上的纷乱。
其实户部尚书李吉，也非常的冤枉，许多时候，户部押运粮草的官吏，根本分不清哪部是镇军，哪部又是禁军，出了不少的错漏，最后却都成了他离职的罪名。
其实后果可不只这一点，大军指挥系统上的紊乱，才是致命的。
在纷乱的河南战事当中，其实就体现了这一点，守卫地方的殿前司禁军和镇军之间，无法配合默契，于是，坐失战机，见死不救等事，也就纷扰而来了。
其实，对于这些弊端，朝堂上已经议论了不少时日，从西北战事结束，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朝廷的许多重臣都在为此事殚精竭虑，或明或暗的讨论，也非一次两次了。
但此事真的没有一定之规，也没有人敢轻易动手。
要说，按照唐制，应该很合适，但唐末时，府兵军纪之败坏，也都历历在目，将殿前司禁军弄成唐时府兵模样，那是要留下千古骂名的。
所以，到了现在，已经出现了整编殿前司禁军的契机，却没有人愿意轻言殿前司禁军诸事，即便是有志于此的枢密副使张承，也有了畏难之意，就遑论他人了。
所以，大秦成武七年二月，殿前司禁军指挥使，大将军种燧终于被召回了京师，殿前司禁军指挥副使杨胜，也在回京的途中……
就在此时，枢密使李承乾抛出了他的建军规划。
说起来，这个时机并不算太好，朝廷上下，都在为太子出巡忙碌，也在盯着殿前司禁军整编之事，商事之上的议论，也未真个平息下来……
朝廷的大臣们，无论文武，都想趁着没有战事干扰的这一年，做一些事情。
但李承乾已经无法等下去了，再等，殿前司禁军一旦开始整编，他就没多少机会提出自己的建军计划。
大将军赵石要在三月间出京，巡游河洛，这是他建军计划最有力的支持者，一旦离京，他说话的份量和力度，都不会如现在般大。
所以，枢密使李承乾只能硬着头皮，将自己的奏疏送到了皇帝陛下的龙案之上，为已经有些纷纷扰扰的朝廷，又添上几许乱麻。
可以说，大秦成武七年，是一处分水岭。
之前，大秦兵戈势如破竹，让天下震动，西夏灭亡了，金国也在大秦的进攻中流了一地的血，最终失血过多而死。
草原上很多部族，臣服在了大秦兵锋之下，吐蕃人最终四分五裂，很难看到他们再有合为一处的可能，现在看来，他们最终的归宿，很可能就是大秦的一个属国，甚至有可能被大秦干脆的一口吞下去。
在河南，大秦和后周战做一团，最终好像谁也没讨到什么便宜。
而在河南战事结束后的大秦成武七年，大秦咄咄逼人的脚步却是戛然而止。
大秦朝堂上先就乱了起来，但和大秦历代争夺皇位时的乱法不一样，这是因为事情太多太杂，而显出来的忙乱。
好像从成武元年一直到现在，因为征战不休，而积攒了数载的事情，在成武七年，一时间都爆发了出来。
让大秦朝堂上的重臣们，皆都应接不暇，再也无法顾及外间之事了。
大将军种燧回京，在国武监偷闲的晋国公赵石，也不得不在这纷纷扰扰中，匆匆的回到枢密院坐镇，并在殿前司禁军整编上献策献力。
实际上，万变不离其宗。
有些人总愿意将各种改革套上华丽的外衣，并给改革者们树碑立传，其实大可不必如此改革者们最值得夸赞的其实只有勇气，他们有勇气打破旧有的桎梏，推行自己的理念，有这样勇气和胆魄的人，是值得称道的。
但话说回来了，自古以来很多事都证明，敢吃第一只螃蟹的人，不论成败，下场都不会好。
商鞅，晁错，王莽等人，与其说是改革者，不如说是殉道者……
而大秦景兴鼎革之初，李圃等人上书便曾说，兴革之举，国之大事，非臣等私意也，在坚定景兴皇帝鼎革之心的同时，也在为自己等人辩白，留下退身的余地。
事实证明，景兴鼎革非常成功，奠定了大秦强盛的基础，同时也酿成了长安之乱这样的变乱，其实这也正是鼎革之举的利益和风险所在。
所以，不用过于夸大改革者的功绩，每一次改革，都是血淋淋的，也不是每一次改革都会成功，失败的改革，比比皆是，只不过在文人笔下，更在乎那些闹出了天大风波的人物罢了，他们写下这些历史的时候，在乎的只有皇权，而非改革本身。
而成武七年，大秦的军事改革方兴未艾，这一次军事上的革新，很难说谁是主导者，谁又是首倡之人，更像是一次偶然。
所以，这一次军事鼎革，一开头就显得极不寻常。
先是在大秦成武七年的正月里，京军一下变了模样，也象征着军事鼎革的开始。
在将矛头对准殿前司禁军的时候，有大将军赵石，大将军种燧坐镇长安，几乎没有谁能在这两位大将军的注视下，敢于违抗他们的意图，即便是河洛的张大将军，此时也要退避三舍。
正在殿前司禁军将领们在等待朝廷的雷霆雨露的时候，枢密使李承乾却在极力主张在北边建立数目庞大的新军。
而大将军赵石等人，非但没有激烈的反对，反而颇有兴趣的选择了附议，这样不务正业的改革者，真的是非常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