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和诸大臣都主张再派使臣去迎接太上皇。于谦道：“也先屡败，他的求和是可信的。陛下和太上皇兄弟至亲，若不遣使迎接，则直在彼，曲在我。不迎回太上皇，边疆终不得安宁，干戈终不止。迎接太上皇回来，战事停止，百姓可以得到安宁。”
明景帝朱祁钰虽然不愿意，但情势如此，不得不勉强答应，于是派杨善为使者，再次出使瓦剌。
杨善字思敬，大兴[13]人。十七岁中秀才，那年刚好是燕王朱棣起兵，发起了“靖难之役”，杨善因为参与守城有功授典仪所引礼舍人，永乐元年（1403年）改为鸿胪寺序班。鸿胪寺掌管庆典朝仪，序班为从九品，官职虽小，却能经常见到皇帝。杨善“伟风仪，音吐洪亮，工进止”，每每为成祖朱棣所瞩目。后来累官进右寺丞。仁宗朱高炽即位后，擢为本寺卿。英宗朱祁镇即位后，杨善之子杨容诈作中官书，假金于尚书吴中。事发后，杨容谪戍威远卫，杨善竟然没有受到牵连。不久后，擢升为礼部左侍郎，兼管鸿胪寺。
但明景帝交给杨善的敕书中，依然没有提到迎接太上皇回京的话。除了送给也先的金币等少许礼物外，也没有给英宗朱祁镇筹办什么物品。
杨善极有心计，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建立盖世奇功，凭自己之力将太上皇迎回来。他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家当，私下给英宗朱祁镇买了一些衣食用品，又大量购置了被塞外视为珍品的日用什物，诸如布帛绸缎、茶叶药材等物品，用来买通瓦剌上下人等。
杨善遇到李实一行后，了解到也先的意图，对此行迎回太上皇更有把握。但他到达也先的军营后，也先并未召见，只派出部下款待，探问明廷的态度。
当天晚上，瓦剌在军营中设宴款待杨善。有人讥讽道：“土木堡一仗，南朝的军队好没有用！”
杨善口才过人，从容答道：“精壮有用的军队，不是派到两广去征傜人、僮人，就是派到闽浙去剿海盗。那时王振王司礼只是想邀大驾到蔚州，荣耀乡里，所以不重战备，你们也不过侥幸得意。如今南征将士的精锐都已回京，总数不下二十万。这不算，于谦于尚书为了报仇雪耻，另外又募了三十万人，选拔得很严，体格稍微差一点的就不要。这三十万人，完全用神机营的操法，练神枪、练火器、练毒药炼过的弩箭，百步以外，就可以致敌死命。于尚书手下有个奇才，替他策划战备，沿边要害之地，都埋了铁椎、铁桩，深可三尺，上面露出五六寸长的一个矛尖，马蹄一踏上去，没有不刺穿倒地的。又请了不少刺客，像这种蒙古包，三两下就上去了，比猴子还要灵活。”
他说得活灵活现，故意到这里停顿了下来，于是人人色动，不约而同地向上望，生怕帐篷顶上伏有刺客。
随即，杨善长叹一声，做出十分遗憾的样子说：“可惜！现在都用不着了。和议一成，大家像兄弟一样，还用得着这样子费心思？”命人取出礼物分发，上上下下都有份儿。瓦剌人重利，杨善此举立即赢得了一片叫好声。
也先听闻杨善一番话后十分高兴，第二天便主动召见杨善，杨善向也先递上敕书。然而，在也先的心目中，认为王直、胡濙、于谦等人才算是明朝的大臣，又见敕书中没有奉迎太上皇的语，不免有些疑心明廷的诚意。
杨善机巧善对，解释道：“这是为了尊重太师，成就太师的美名，否则，就带有强迫的意味，不能显示是出于太师的诚心了。”
瓦剌平章昂克问道：“为什么不多带贵重财宝来赎？”杨善答道：“那样的话，就会让人们说道太师图利。现在不那样做，正是要表现出太师是行仁义的好男子，可以名垂史册，流传千古。”
也先听了大喜，决定就坡下驴，送英宗朱祁镇回朝。又问杨善道：“上皇回国后，还会再当皇帝吗？”杨善答道：“天位已定，不便再移。”
也先又问道：“中国古时有尧舜，称为圣主，究竟事实如何？”杨善答道：“尧把帝位让给了舜，我们太上皇把帝位让给弟弟，古今同出一辙呢。”
杨善不过是随口敷衍。他熟读史书，深知中国历史上多有为争权而骨肉相残的悲剧，即便是亲父子、兄弟，在争夺皇位的大事上，一样会撕破脸皮。
但这时也先之弟伯颜帖木儿又有意见，他劝说也先另外派使者通知南朝，要先让太上皇复位，然后才送回朱祁镇。
也先比弟弟要清醒得多，已猜到太上皇不可能复位了，但又不便明说，只好道：“我们几次说，只要南朝遣大臣来，就会把上皇送还；如今大臣来了，仍旧不送上皇，岂不是变成失信？”
此时，李实已经回到京城，向明景帝朱祁钰禀明也先真心议和之意，群臣认为应该立即派使臣去迎接太上皇。但朱祁钰坚持认为瓦剌态度不明，应该等到杨善回来再说。
等了一通后，杨善没有回来，他的长子杨宗疾驰回京，带来一个重大讯息：太上皇即将启驾回京了。
对于这消息，有人欢喜，有人忧愁。
太上皇，辞书的解释是：皇帝的父亲，也叫太上皇帝，简称上皇。太上皇的称号源自秦朝。秦王嬴政统一天下后，称始皇帝，追尊生父秦庄襄王[14]为太上皇。“太上”即为无上，蕴有道家的意思，表明比皇帝还要尊贵。
汉高祖刘邦即位后，专门搞了套皇帝的礼仪，目的是要确定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每天清晨，群臣都要向刘邦行三跪九叩大礼。有一天上朝的时候，刘邦忽然发现自己年迈的父亲刘太公也跟着大臣向自己行礼。他慌忙走下宝座，扶起白发苍苍的父亲，并立即颁旨封父亲为太上皇，免去每天的朝拜。当然，这个太上皇只是一个礼仪上的名称，除了名号，什么都没有。
上面提到的两个太上皇，和后来的由皇帝转变成太上皇退居幕后的情况完全不同。自古以来，皇帝宝座都是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坐上去诚然不易，而下来也非常之难。皇帝是最高统治者，实行世袭及终身制，一旦黄袍加身，就要做一世的皇帝。除非是被推翻，一般一定要等皇帝驾崩之后，才允许由新皇帝接位，此即为“天无二日，国无两君”。
但也有少数例外，皇帝在身体健康、可以继续处理政事的情况下宣布退位，并成为所谓的太上皇。唐朝非常具有代表性，唐高祖李渊既是唐朝开国之君，后来还做了太上皇，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烽烟四起，群雄逐鹿。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打出的却是“志在尊隋”的旗号，其策略为：立隋炀帝之孙代王杨侑为帝，尊隋炀帝为太上皇。大业十三年（617年）十一月，李渊攻下长安，即迎十三岁的杨侑即皇帝位，改元义宁，遥尊在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李渊自己则谦逊地称唐王。此时隋炀帝远在江南，浑然不知李渊给自己戴上了一顶“太上皇”的帽子。第二年三月，隋炀帝为部下所杀。消息传来，李渊还假惺惺地遥祭，随后逼杨侑禅位，自己做了皇帝，是为唐高祖。
李渊能够在乱世中扫灭群雄，统一全国，建立唐朝，次子秦王李世民功劳最大。李世民功高震主，父子之间亦难免猜忌。而李世民与其兄太子建成、弟元吉的权力之争日趋尖锐，势同水火。后来李世民先下手为强，伏兵于玄武门，将正要入朝的哥哥太子李建成及弟弟齐王李元吉一齐杀掉。
这时，李渊正在太极宫中的海池里泛舟嬉戏，根本不知道外面正在发生兄弟手足相残的人间惨剧。突然，李世民的亲信尉迟敬德戎服入见。李渊见他手握兵器，来势汹汹，大惊问道：“今日乱者谁耶？卿来此何为？”尉迟敬德说：“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
当时裴寂、陈叔达等重臣均在场。李渊十分惶恐，便问裴寂等人：“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
萧瑀、陈叔达见李世民一派已占据上风，忙回答道：“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高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事，无复事矣！”
李渊见一旁的尉迟敬德咄咄逼人，大有一言不合便要动手的架势，只得表示同意，并下达“诸军并受秦王处分”的手令，才平息了这场事变。
李渊又召见李世民安抚，李世民跪在地上吮吸高祖脚趾，恸哭许久。李建成、李元吉的子女等都株连处死，于是李渊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并且下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到了八月，便很识相地正式传位于太子，以太上皇的身份徙居大安宫，不再预闻国事。其实，李世民早就掌握了兵权，高祖禅位犹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让不让位恐怕由不得他了。
唐中宗李显遭毒杀后，临淄王李隆基起兵，拥立父亲李旦即位，是为唐睿宗。李旦为李世民之孙，是李治与武则天之幼子。他登上龙椅，得力于妹妹太平公主及儿子李隆基。缘此，太平公主权倾朝野，而李隆基则以功高被立为太子。太平公主与太子姑侄斗法，矛盾日益凸显，朝臣亦分为对立的两派，双方明争暗斗，不可开交。面对亲人、重臣之间的纷争，李旦亦莫知所从，深感烦恼，最后，他采纳了一道士“无为”的建言，回避矛盾，一退了之，只当了两年皇帝，便传位于太子李隆基，是为唐玄宗，自己则退位为太上皇。
而唐玄宗李隆基自己也未能逃脱退位为太上皇的命运。安史之乱后，李隆基逃难到蜀中，太子李亨抢先在灵武即位为肃宗，并遥尊玄宗为太上皇。
唐朝后期，还出过两个太上皇。唐顺宗李诵在位时，突然中风失语，无法处理军国大事，继位仅八个月，便传位于太子李纯，做了太上皇[15]。唐昭宗李晔是在宦官刘季述等拥戴下做的皇帝，光化三年（900年）十一月，刘季述以“废昏立明”为由，突然发动宫廷政变，将昭宗及皇后锁进少阳院，随即拥立太子李裕嗣位，尊昭宗为太上皇。昭宗这个“太上皇”其实与囚徒无异。被囚禁一个多月后，左神策军指挥使孙德昭杀死了刘季述，拥戴昭宗重新复位，诏令太子重回东宫。
两宋三百余年的历史中，出现过好几个太上皇。头两个是宋徽宗赵佶和宋钦宗赵桓。北宋末年，金兵借口宋朝君臣背盟毁约大举南下，对北宋都城汴京形成合围之势。兵临城下，朝内一些当权大臣以非帝退位不足以平金人之怒为由，逼迫宋徽宗传位于太子赵桓，是为宋钦宗。但金人并不因此罢兵。后太上皇宋徽宗赵佶与宋钦宗赵桓双双被金兵俘虏，史称“靖康之耻”。不久，宋高宗赵构即位，遥尊在金国俘虏营里的兄长宋钦宗赵桓为“孝慈渊圣皇帝”，也是类似太上皇的称号。宋徽宗父子被掳至五国城[16]，先后客死他乡，成为历史上下场最为凄惨的太上皇。
宋高宗赵构本人晚年也当了太上皇。他没有亲生儿子，立宋太祖赵匡胤七世孙赵昚为太子。由于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之后由亲弟赵光义即位，开国二百余年，赵匡胤嫡系子孙一直没有人做过皇帝，为此朝野中常常有各种议论。尤其是金兵压境、局势危急之时，满朝文武大臣越来越倾向于尽快让太祖后裔担负护国重任，坐了三十五年皇位的赵构在各方压力下，不得已宣布禅位于太子赵昚，是为宋孝宗。宋孝宗做了二十七年皇帝后，在内忧外患中将位传于赵惇，是为宋光宗，宋孝宗自己也做起了太上皇。
宋光宗赵惇惧内，皇后李氏妒悍跋扈，宋光宗因得心病不能履职，当时政事多决于李后。宋孝宗病殁后，宋光宗因病竟不能为父执丧。于是，朝臣商议后，奏请太皇太后下诏，传位于太子赵扩，尊光宗为太上皇。宋光宗成为太上皇，纯粹是由于健康问题。
大明立国以来，只出过一位太上皇，即明英宗朱祁镇。他的情况跟宋钦宗类似，均是因为做了外敌俘虏，被新皇帝遥尊为太上皇。不得已，不情愿，不甘心，尽在不言中。但朱祁镇显然比宋钦宗幸运多了，宋钦宗最终客死他乡，而他至少等到了归国还家的机会。
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初二，也先为英宗朱祁镇饯行，并亲自送至数十里外，下马解脱弓箭战具，作为献礼，然后洒泪而别。
伯颜帖木儿一直送到野狐岭，携榼进酒，并挥泪道：“上皇去了，不知何日再行相见？”
大哭了一场后，伯颜帖木儿又拉住朱祁镇亲信侍臣哈铭，悄悄告道：“我等敬事上皇，已经有一年，但愿太上皇还国，福寿康强。我主人如果有缓急，亦得遣人告诉，请转达太上皇，莫忘前情！”
伯颜帖木儿是也先亲弟，素来称兄长为“那颜”，“主人”则是指蒙古名义上的可汗脱脱不花。伯颜帖木儿这一番话，藏有许多微妙的玄机伏笔，哈铭竟不知该如何回答。还是一旁的杨善机警，大声喊道：“上皇要启驾了！”
此时，伯颜帖木儿已经预料到蒙古将会有重大事变发生，所以想用交情套住英宗朱祁镇，请他在关键时刻暗助自己兄弟，但事实是，当蒙古内讧再起的时候，朱祁镇连人身自由都没有，自然谈不上帮助也先和伯颜帖木儿了。
双方依依惜别。朱祁镇又是伤感，又是高兴。走不到几里，后面马蹄声大作。朱祁镇以为是瓦剌后悔，派追兵追来，大惊失色。来人飞至，却是伯颜帖木儿刚刚猎得野兽，特地派人献给朱祁镇。朱祁镇百感交集，想到胞弟朱祁钰的寡情薄义，当即泪如雨下。
英宗要回来了！有人喜，有人愁，喜的人多，愁的人也不少。明景帝朱祁钰自然就是这为数不少的人之一。首先要考虑的是明英宗回来后住在哪里的问题，一山不能容二虎，自然不能继续住在大内了。大宦官兴安正得新皇帝宠信，深知明景帝心思，提议效仿唐朝唐玄宗。
唐朝安史之乱后，唐肃宗李亨即位，唐玄宗李隆基成为太上皇，回到长安后，居住在兴庆宫。李隆基未当皇帝前，与兄弟五人住在隆庆池北面，号称五王宅。后来李隆基当上了皇帝，其兄弟认识到自己继续住在皇上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是不合适的，就将他们的住所献出，建起了兴庆宫。兴庆宫在大明宫之南，因而被称作“南内”，同西内太极宫、东内大明宫并立为“三内”。兴庆宫建成后，李隆基正式迁到兴庆宫起居办公。为方便皇帝出行，沿兴庆宫东墙还专门修建了秘密通道，就是所谓的夹城复道。夹城从大明宫开始，沿长安城的东城垣到达兴庆宫，再由兴庆宫通向曲江芙蓉园。大诗人杜甫《秋兴》诗中有“花萼夹城通御气，芙蓉小苑入边愁”一句，说的就是这条夹城。
明朝也有南内，位于太庙[17]以西，名崇质宫，位置与兴庆宫相仿，但规制不能与其相比。“崇质”二字，顾名思义，可知是以质朴为尚，因是粉墙黑瓦，民间称之为“黑瓦厂”。明景帝朱祁钰经过反复考虑，便决定将兄长安排在崇质宫。
住处解决了，在迎接太上皇回朝的礼仪上，明景帝朱祁钰与大臣又产生了矛盾。礼部尚书胡濙拟定的流程是：胡濙主持仪礼，首先由锦衣卫具全副銮驾，迎候于居庸关外；入关至龙虎台，礼部陈奏仪节；文武百官迎于土城外；至德胜门外的团营教场，诸将迎接；但大驾不入德胜门而入东面的安定门；至东安门内、面南设座，景泰帝谒见，百官朝见；最后迎入南城大内。
朱祁钰却认为仪礼过重，应该从简，派兴安传旨：“以一轿二马迎于居庸关外，到安定门后再换法驾。其他准如所奏。”
之所以如此，自然是朱祁钰担心明英宗朱祁镇大张旗鼓地回京，倘若百姓夹道欢呼，百官倡议复位，诸将拥护，直接奉明英宗御午门之上的五凤楼，宣布复统大政，那就麻烦大了。
群臣也明白朱祁钰的私心，但就事论事，奉迎太上皇的礼仪太薄了，不少大臣上书，据理力争。给事中刘福会合同僚，联名上奏。明景帝朱祁钰的批复是：“朕尊大兄为太上皇帝，尊礼无加矣；福等顾云太薄，其意何居？礼部其会官详察之。”含蓄指出刘福居心叵测，大有降罪的意思。
礼部尚书胡濙联合吏部尚书王直等人面见朱祁钰，为刘福解释道：“诸臣实无他意，只不过请皇上加深亲亲之谊而已。”
朱祁钰却回答说：“昨天收到太上皇的信，说奉迎之礼务必从简，朕怎能违背？”
群臣面面相觑，再无话可答。到底有没有收到明英宗的手书，无人得知。
这时候，有个京营千户龚遂荣又冒了出来。他不满明景帝以微薄礼仪迎接兄长，不顾人微言轻，愤然投书给内阁大学士高穀。龚遂荣在书中引经据典，大谈唐肃宗奉迎太上皇唐玄宗的故事，想以此来讽谏明景帝。
至德二年（757年）九月，唐肃宗收复长安后，立即派遣太子太师韦见素到成都奉迎太上皇唐玄宗。十二月，唐玄宗抵达凤翔，唐肃宗发精骑三千人迎驾；十天以后驾抵咸阳，唐肃宗备法驾迎于望贤宫，等唐玄宗御南楼时，唐肃宗在楼下脱卸黄袍，换着紫袍，表示不居皇位，仍在东宫，然后拜叩于楼下。唐玄宗下楼，父子相见，呜咽不胜。唐玄宗索取黄袍，亲自为唐肃宗穿上，唐肃宗磕头固辞。唐玄宗道：“天数人心，都归于你了。能让我安享余年，就是你的孝了。”唐肃宗不得已而接受。
其时，父老群集欢呼，唐肃宗下令撤除警卫，许百姓入禁地，谒见唐玄宗。在望贤宫，唐玄宗不肯居正殿，唐肃宗固请，亲自扶登。进食时，每一样都由唐肃宗亲尝以后，方始进奉唐玄宗。
第二天，由望贤宫出发，唐肃宗牵马奉上皇，亲扶上鞍后，执缰控马。唐玄宗吩咐“不可如此”，唐肃宗才乘马前导，却不敢行在大路正中。唐玄宗非常感动，向左右说道：“我为天子五十年，未足为贵；今天为天子之父，才真是贵了。”
到得长安，自开远门入大明宫，御会元殿慰抚百官；然后拜谒太庙，恸哭久之，方入居大明宫。唐肃宗上表避位，唐玄宗不许，三辞三请，皇位始定。
内阁大学士高穀将龚遂荣书信藏在衣袖中，带入朝中遍示群臣，与吏部尚书王直等人商议对策。礼部尚书胡濙提议直接将此书上呈景帝。都御史王文却认为上意已定，即便递上龚遂荣的书奏，也没有任何用处。而且这封书大有挑拨太上皇和景帝手足感情的嫌疑，搞不好皇帝还要降罪。大学士高穀听到王文“挑拨感情”的话后，立时显得颇为犹豫。
此事被给事中叶盛知道后，大为不平。他赞成礼部尚书胡濙的主张，认为应该将书上交景帝。叶盛当时有个外号叫“叶少保”。每当朝议时，他总是第一个发言，当时只有于谦于少保在群臣中具此威望。叶盛如此争先恐后，有人不高兴地讥讽说：“莫非他也是少保？”
叶盛便因此得了个“叶少保”的外号，他敢于任事、直言无忌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以叶盛的个性，知道龚遂荣投书一事后，当然要上书向景帝上陈这件事。
另一名给事中林聪也不满高穀、胡濙、王直三人态度软弱，竟然被王文一言恐吓，紧跟着叶盛上书，弹劾高穀、胡濙、王直三人“皆股肱大臣，有闻必告，不宜偶语窃议”，要求皇帝降旨切责。
这样一来，事情就彻底闹大了，想瞒都瞒不住了。景帝朱祁钰特地派人来索要龚遂荣的上书，看后大怒道：“龚遂荣何人，敢议朝廷得失！”立即下令逮捕龚遂荣，下狱坐罪。于是，群臣再无人敢多说迎接太上皇礼仪之事。
之后，朱祁钰派太常少卿许彬到宣府，翰林院侍读商辂率一轿二马到居庸关迎太上皇回京。
许彬字道中，宁阳[18]人。自小勤奋好学，被称为“学痴”，与当地才子王贤齐名。永乐十三年（1415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正统末，累迁太常少卿，兼翰林待诏，提督四夷馆。他被景帝朱祁钰选中，并不是他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正是因为他平庸无奇。
商辂字弘载，淳安[19]人。举乡试第一。正统十年（1445年）会试、殿试皆第一，即所谓的“连中三元”。终明一世，三元都是第一的人，只有商辂一人[20]。即便是在整个中国科举史上，三元第一也是极为罕见的现象。其人仪表美好魁伟，英宗皇帝很喜欢他，曾亲自选拔为展书官。
许彬一行在宣府见到了英宗朱祁镇。一番礼节后，许彬按照英宗的授意，写了几篇文章，其中包括罪己诏和祭文。祭文是为了祭奠土木堡阵亡的官军，写得悲壮苍凉，颇有气势。最关键的是，许彬揣度英宗的心思，在文中隐有为王振开脱之意。虽然王振已成为千夫所指的“国贼”，但英宗对王振的复杂感情，决非一言一语所能说清。许彬巧妙地迎合了上意，因此文极得朱祁镇欢心。
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十五日，又是一个中秋节，当了整整一年俘虏的英宗朱祁镇到达北京，一轿二马悄然进入安定门。路人漠然注视，不知轿内坐的竟是北狩一年的太上皇。
朱祁镇在安定门换上“法驾”，由安定门到东安门。百官于东安门外迎接，景帝朱祁钰于东安门下辇迎接，朱祁镇下轿答礼。兄弟二人嘘寒问暖，彼此谦让了一番。经过了这一形式上的礼节，朱祁镇“驾入南宫”，正式开始了太上皇的生活。
刚开始，朱祁镇尚能为终于平安归来而庆幸。当他看到才二十岁出头的钱皇后为他哭瞎了一只眼睛、瘸了一条腿时，感动万分。但一家人团聚的喜悦很快就被政治上的失意冲淡了，朱祁镇发现他这个太上皇与囚徒无异，被禁锢在南内，不得出入，完全失去了行动自由。
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君主被少数民族政权俘去，又无条件地被释放回来，这还是第一次，堪称明朝外交史上的一大胜利，也是在兵部尚书于谦领导下，明朝军民坚持抗战的结果。也先送还英宗后，恢复了与明朝的互市贸易，依旧例派遣贡使。
而对于迎回英宗的大功臣杨善，在论功行赏的问题上，明廷中大起争议。当时举朝上下都认为杨善所建是不世奇功，应该封爵，赐丹书铁券，享受一个臣子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耀。但景帝朱祁钰只命杨善以礼部左侍郎迁左都御史，仍掌鸿胪寺事；校尉袁彬授为锦衣卫试用百户；哈铭亦授为锦衣卫试用百户，着改名为杨铭。
如此薄待功臣，私心昭然若揭。显然，新皇帝并不希望兄长回来，所以，出力营救兄长回来的人自然也不是什么功臣。
满朝文武都为杨善和袁彬不平。袁彬与英宗关系亲密，事先已经入宫拜见英宗及孙太后，得了英宗亲信宦官金英的嘱咐和提醒，心中早有准备，所以也不以为意，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
而为迎回英宗已赔上全部家当的杨善则有更进一步的看法，他认为越是赏薄，越是显得英宗为景帝所忌，越显得他这件大功的盖世之奇。他没有冒昧地改去巴结景帝，而是打算坐等时机，只要等到太子朱见深即位，英宗便成了皇帝的父亲，自然能够重见天日。到那时候，杨家的富贵自然滚滚而来。
可惜事与愿违，杨善看到了远处，却看不到更高处。明景帝在迎接英宗回朝一事上取得重大胜利后，已领悟到臣民不过是皇权下的蝼蚁，匍匐活命，仰望求生，对天子有本能的畏惧，卑贱得不足一提。他既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只要他想做的事，没有做不成的。于是，废英宗之子、立己子为太子，便成了迫在眉睫之事。
景泰二年（1451年）七月，明景帝朱祁钰宠爱的妃子杭妃生下一个儿子，取名朱见济。此时英宗朱祁镇虽然被软禁在南宫，不能踏出宫门一步，形若囚徒，但名义上的太子依旧是英宗的儿子朱见深，朱祁钰对此自然不甘心。从儿子朱见济落地的时候开始，他便处心积虑地开始了易立太子的计划。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临死前，在遗训中规定了大明皇位继承制度：即嫡长继承制，太子立嫡，无嫡立长。在皇帝无子的情况下，可以兄终弟及。
皇位嫡长子继承制源于西周时期周公创制，是周公“制礼作乐”的重要内容。它是在君主多妻制的情况下，根据母亲身份的贵贱尊卑将王子区分为嫡子和庶子，以确立王位继承人的资格，并依照先嫡后庶、先长后幼的顺序，把王位继承人的资格限制、压缩在一个人的范围之内，来保证国家最高权力在一家一姓内部和平过渡。
嫡长子继承制的产生在当时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直接的原因是基于商代的教训。商代的王位继承制度以“兄终弟及”为主，但传弟及尽之后，下面的嗣立者应该是兄之子，还是弟之子呢？理论上应该传位于兄之子，但往往不是如此，弟都希望能传给自己的儿子。因此，“兄终弟及”制度在执行中具有很大的含糊性和不确定性。商朝自中丁以后。“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就与“兄终弟及”制度所造成的紊乱有很大关系。相反，“自康丁以下，四世传子，王室比较安定”。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看到了两种继承法的不同治乱后果，为了矫正商朝“兄终弟及”继承制度混乱的弊端，正式创立了嫡长制的继承制度。
嫡长制确立后，为后代王朝所继承，延续为“百王不易之制”。秦汉以后，除了秦朝因短命而亡没有来得及立太子、清朝采取秘密建储制度外，绝大多数王朝都将嫡长制奉为“万世上法”。
但嫡长制在执行过程中既有不可克服的困难，也有人为干扰的因素。
首先谈不可克服的困难。历史上许多皇后往往没有儿子，或者儿子患病早夭，这样，“立嫡”的首要条件得不到保证。举例来说，秦汉两朝共有二十八个皇帝，嫡出者仅三人，东汉皇帝竟无一人嫡出。宋代十八个皇帝中，仅三人嫡出。如此可见，嫡子继位在历代皇帝中的比例很小。这样，在不能立嫡的情况下，只能退而求其次，采取推长而立的原则，即在庶出的皇子中选择年纪最大的作为继承人。
其次是人为干扰的因素。皇帝的喜好往往是嫡长制能否实行的重要因素。皇后嫡子即便被立为太子，当皇后年老色衰失宠后，不仅动摇皇后地位，势必连带危及太子地位。比如东汉光武帝刘秀由皇后郭氏而移宠阴丽华，郭氏之子太子刘强只有惶恐让位于阴氏之子刘庄，即后来的汉明帝。唐玄宗王皇后无子，宠妃赵丽妃所生长子李瑛被立为太子。后来，唐玄宗宠爱武惠妃，又想废除太子李瑛，立武惠妃之子为太子，李瑛太子位因而不保。这都是历史上著名的事例。
历史上还常常有各种权贵势力干预其中，如干政的宦官、外戚后妃集团等，常常出于各自的利益干扰嫡长制的实行。唐朝后期，宦官不仅把持朝政，而且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对皇帝废立生杀，自然更谈不上严格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了。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继承并严格遵守了嫡长制。他最早立马皇后所生嫡长子朱标为太子，并延请名儒宋濂等人为太子之师，希望能将朱标培养成为一代明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四月，年仅三十八岁的皇太子朱标英年早逝，史称“懿文太子”。朱元璋白发人送黑发人，伤心之余，不得不重新考虑皇位的继承问题。他曾想到了皇四子朱棣，因为朱棣性英武，许多地方都与他自己非常相似。但在朝议论的时候，翰林学士刘三吾提出了反对意见：“如立皇四子燕王，那么皇二子秦王、皇三子晋王将立于何地？”
刘三吾的理由依旧就是嫡长子制，因为这三个儿子都是嫡出，按照嫡长子原则，应该立皇二子秦王，无论如何都轮不到燕王朱棣。朱元璋觉得有理，不应该乱了礼法，然而，他并不喜欢秦王，于是选立太子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朱允炆是朱标的第二个儿子，他本来还有个哥哥朱雄英，但很早就死去了。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因为嫡长孙的身份被立为皇太孙。
立储的事情就这样解决了。但后来又起了变化，皇二子秦王和皇三子晋王先后病死，这样，皇四子燕王朱棣就成了嫡长子。朱元璋偏爱燕王朱棣，有心想改立朱棣为太子。但群臣纷纷反对，理由是：“皇孙世嫡，富于春秋，正位储极，四海系心。”
此时，朱元璋已经是一个年过古稀的老头，年老力衰，已经没有很多精力，见群臣反对，就此作罢。不料他所喜爱的皇四子朱棣后来还是发动了靖难之役，从侄儿朱允炆手中夺走了皇位。
但朱棣的皇位是夺来的，在皇位继承的合法性上大打折扣，即使当上了皇帝，仍被传统士大夫视为篡位，于是他大挥屠刀，以极其暴虐的手段屠戮建文旧臣，以堵住众人非议的悠悠之口。他后来连年对蒙古用兵，也是希望得到传国玉玺，表明自己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
为了加强正统继位形象，朱棣还大兴土木，修建了大报恩寺和武当山宫观。大报恩寺名义上为纪念太祖朱元璋和马皇后，借以让人知道，朱棣是明太祖和马皇后的嫡子，是皇位的正统继承人。对于实行嫡长子皇位继承制的明朝来说，这关系到嫡庶问题，进而关系到帝位的合法性问题。而修建武当山宫观则是朱棣假托天命，宣扬自己得了真武帝君的庇佑。武当金殿中供奉着真武帝君的鎏金铜像，披发跣足，形象逼真，据传是按朱棣的相貌和体态铸造。
朱棣夺取皇位后，立太子一事便提上日程，他亦陷入烦恼。按理来说，朱高炽是嫡长子，以前又是燕王世子，是理所当然的太子人选。但朱棣在这件事上表现出相当的犹豫，他不喜欢朱高炽，更偏爱作战勇猛的第二子朱高煦。朱高煦对兄长的地位也一直虎视眈眈。朱棣却没有违背祖制的勇气，朱高炽最终还是以长子身份被立为太子，由此亦可见嫡长制作为“万世上法”的巨大威慑力。
朱高炽即位为仁宗后，立嫡长子朱瞻基为皇太子。朱瞻基即位为宣宗后，朱祁镇因为是长子，被立为皇太子。朱祁镇开始还只是庶子的身份，后来母亲孙贵妃被立为皇后，也因而成为嫡长子。而英宗朱祁镇被瓦剌俘虏后，异母弟朱祁钰登位为景帝，但他既非嫡子，亦非长子，由此成为明朝历史上第一个以庶子身份即位的皇帝[21]。
明景帝初即帝位时，只是为了形势和国家的需要，但如果朱祁钰改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那将是公然对祖宗制度的破坏。因而，朱祁钰一开始也不敢公开表露，先是将自己的意思告诉发妻皇后汪氏。汪氏是北京本地人氏，其父是中城兵马司指挥汪英，正统十年（1445年）八月册封为郕王妃。景帝登基后，册立汪氏为皇后。汪皇后无子，只生有二女。
出乎意料的是，汪皇后对丈夫的提议持反对意见，她认为如果朱祁钰这样做，会让天下人笑话。朱祁钰不以为然地说：“父死子继，天经地义，谁会笑话。”
汪皇后反问道：“兄未终而弟及，又是什么天经地义？”
朱祁钰大怒，当即拿起桌子上的茶杯向汪皇后砸去。汪皇后倒是闪开了，但帝后不和的矛盾由此悄悄在宫中流传。这其中，最高兴的人当然要数生下儿子的杭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