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国脑会晤结束之后,顾祝同没有离开北京,而是按照冯承乾的吩咐,留下来参加国防部的筹备工作。
当时,刘伯恩下了死命令,国防部必须在战争结束之前成立,而且必须在两个月内拿出详细的组建方案,在六月底之前开始试运行,而其第一个任务就是对三军的武器装备情况做全面调查。
有趣的是,三军司令都没有亲自参与筹备工作。
到四月初,顾祝同已经得知,冯承乾没有留在青岛的海军疗养院,在三月底就已经秘密回到北京。此外,吴铁生与刘亚光也回到了北京。在四月初的时候,刘伯恩以准备参加曼谷脑会晤为命离开了总统府。
显然,这四位大人物去商量成立国防部的事情了。
顾祝同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海军在即将成立的国防部争取到更多的好处,即确保海军在三军中的地位。
可以说,这是一件非常棘手的工作,也非常容易得罪人。
要知道,在阻挠建立国防部的努力失败之后,陆军肯定希望在国防部中占主导地位,而空军也不会甘于人后。
忙到五月底,筹建国防部的工作总算是有了眉目。
这就是,三军代表都认识到,国防部只是一个文职管理机构,即便掌握了军队中最重要的人事任免权与军费分割权,也不具备指挥军队作战的能力,因此必须建立一个以指挥作战为主的军事机构,而这就是总参谋部。
当然,细节上的问题依然存在。
比如,三军代表都认为,总参谋部应该是一个与国防部平行的机构,并不受国防部的节制,但是政府代表却认为。总参谋部不可能拥有与国防部平等的地位,最多只能算得上是国防部的一个下设机构,必须受国防部节制。说得简单一点,在平时,总参谋部只有制订战争计划与军队联合训练演习的权力,而到了战争时期,在得到了国防部的授权之后。总参谋部才有指挥军队作战的权力。
在这件事情上,顾祝同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这就是。正是他改变了立场,站在了政府这边,才迫使陆军与空军妥协,而代表陆军的张文渊与代表空军的骆崇明都把顾祝同当成了叛徒,认为正是顾祝同的转变,使军队的利益受到了极大损害。
要知道,这等于完全放弃了自主权。
当然。顾祝同的理由只有一个,即军人必须放弃权力,更得通过制度使军人不具备干预政治的权力,中国的政治环境才能得已改善,也才能够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社会,并且不受野心家的威胁。
成立总参谋部的事情确定下来之后,又有了一个新的问题。
这就是,有总参谋部,自然就应该有总参谋长,那么由谁来担任总参谋长呢?
虽然在和平时期。总参谋长只是一个虚职,基本上没有实权,最多只有建议权,但是总参谋长实质上是最高军事统帅,在军队中肯定拥有最高的威望,而且在战争时期将代替总统指挥军队作战。
甚至可以说,即便只是建议权,也有着十足的影响力。
原因很简单。文职官员未必懂得如何管理军队,更不可能把握好军队的展方向,而总参谋长则拥有这样的能力。并且通过建议权来影响国防部长,从而对军队的建设与展产生重大影响。
问题是。谁来担任总参谋长?
显然,陆海空三军的任何一名将领担任总参谋长,都会影响到军种平衡,也就会引军内矛盾。
更重要的是,军队不是民主社会,不可能通过选举产生。
讨论到最后,三军代表最终达成了一致,即在原则上,总参谋长由国防部长任命,而实际上则由三军轮流坐庄。更重要的是,不使用“总参谋长”这个称呼,而是称之为“参谋长会议主席”。
当然,这涉及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这就是,在军事改革之后,三军司令部都将撤消,仅保留参谋部,而三军的实际最高指挥官都是参谋长。更重要的是,三军参谋部都隶属于总参谋部,并且由三军参谋长组成总参谋部的参谋长会议。
既然是会议,就应该有主席。
这样一来,参谋长会议主席就是实质上的总参谋长了。更重要的是,这个主席是三军参谋长轮流坐庄,也就不存在哪个军种独大的局面。
原则上,参谋长会议主席每两年更换一次。
当然,这并不是硬性规定。在必要的时候,总统做为军队的最高统帅,可以撤消与任命参谋长会议主席。
最终,海军陆战队以独立兵种的身份在参谋长会议上获得了一个席位。
有趣的是,在海军陆战队参谋长是否拥有成为主席的权利上,陆海空三军的态度非常一致,即海军陆战队只是独立兵种,而不是军种,因此就算其参谋长列席会议,也没有资格成为会议主席。
结果就是,参谋长会议有四名成员,但是只有三人有资格成为主席。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当时,陆军与空军还提出,在国防部下还应该设几个与总参谋部类似的,由军人当家做主的机构,比如总后勤部、总装备部等等。陆军与空军提出的理由也很简单,这些机构都直接影响着军队的战斗力,更决定着军队的展,因此应该由更懂得军事的人来做主,而不是让文职官员当家。
只是,陆军与空军的要求都被否决了。
原因很简单,不管是总后勤部、还是总装备部,都与军费有直接关系,而掌握军费是文职官员的事情,因此不可能让军人来管理这两个部门。
当然,政府也做了妥协。
这就是,在国防部的后勤处与装备处,各设有三军种办公室,由三军种各派将领担任要职,专门为部门领导人提供建议。只是,最终的决策权掌握在部门领导,也就是文职官员的手里,而重大的装备研制与采购项目则需要得到国防部长的批准,某些极其重大的项目则需要由总统批准。
总而言之,这是新中国建立之后,波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军事改革。
要知道,在此之前,陆军司令部与海军司令部都是部级单位,与中央政府的其他部级单位平起平坐。更重要的是,陆军司令部与海军司令部都拥有很大的影响力,甚至连后来成立的空军司令部也是一个强权机构。这种三军分立的局面,除了导致军队拥有的权力过于庞大之外,还造成了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即三军单独申报预算,导致军费开支难以降低,极大的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结束三军分立的状态之后,由国防部统一申报军费,能节约不少钱。
当然,成立国防部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军费开支,或者说是更加合理的利用每一分钱。
六月中旬,国防部试运行。
所谓的试运行,就是处理一些必须立即处理的事情。事实上,当时国防部连基本框架都没有,甚至没有确定由谁担任国防部长。此外,国防部的办公机构也没有成立,甚至不知道设在哪里。
只是,有些事情确实需要由国防部出面来处理。
这其中,就包括为友好国家提供无偿的军事援助。
当然,在此之前,必须搞清楚中**队到底有多少剩余物资,特别是多出来的装备,以及这些装备的性能。
显然,顾祝同得感谢李向龙。
在张文渊与骆崇明忙着去整理装备资料的时候,顾祝同已经在走下一步了,即如何合理第分配过剩装备。
当然,这不再是中国海军自身的事情了。
原因很简单,援助出去的装备,自然有援助对象,而援助对象的国力、与中国的关系等等都将成为决定援助多寡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在双边关系中,关键不是看过去,而是看未来。
说白了,受援国必须有明确的政治与外交立场。
显然,这是外交上的工作。
这个时候,顾祝同不得不干一些外交家的工作,即与各个受援国的外交武官,特别是海军武官进行交涉。
所幸的是,张文渊与骆崇明没有拖后腿。
两人在整理好了各军种的装备资料之后,也开始与受援国的武官接触,以确定援助的规模与级别。
这些烦琐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七月初。
到此,组建国防部的事情终于落实,刘伯恩安排了中国的第一任国防部长,即原外交部长闵文灿。
让外交部长担任国防部长,这是绝无仅有的一例。
当然,这也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安排。
要知道,中国国防部是在大战末期成立的,而在大战结束之前,也就是军事改革全面开始之前,国防部的主要工作是对外,而不是对内。要到大战结束之后,国防部才会成为推动军事改革的主要力量。
也就是说,闵文灿只是临时担任国防部长。
在闵文灿完成了使命之后,肯定需要一位新的、能够更加有力的推动军事改革的国防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