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中王曹昂将至洛阳，朝廷难免为此又起波澜——关键在于礼仪问题，曹髦应该用什么礼节来对待曹昂呢？一方面，曹髦为君，曹昂为臣，当行君臣之礼；另方面，曹昂为父，曹髦为子，当行父子之礼。两者本想龃龉，你若从了君臣之礼，哪有亲父拜子的道理呢？若从父子之礼，君臣分际便要混乱……
这类事情，在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出现过，传位孙辈之事确有，但一般情况下都得孩子老爹已经死啦。后世倒是也有父在以子为继的事例，但前提是以小宗入继大宗——如今曹髦是直接继了祖父之位，大宗在曹操和曹髦之间那一辈儿算是断的，曹髦上无所承，你就不好把曹昂给彻底撇开啊。
比如说后来的宋英宗赵曙，本名赵宗实，为濮王赵允让第三子，后为仁宗赵祯收为养子，传于帝位，他登基的时候，亲爹赵宗实还没有死。群臣奏议，英宗是以小宗入继大宗，所以他名义上的老爹该是从叔父仁宗，而不该再为濮王。
王珪等且奏：“先王制礼，尊无二上，若恭爱之心分于彼，则不得专于此故也。是以秦、汉以来，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统者，或推尊其父母以为帝后，皆见非当时，取议后世，臣等不敢引以为圣朝法。”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理由没有说出口，那就是濮王还活着呀，若从旧例尊为天子，那天下就有两个皇帝啦——“天无二日，国无二君”这老话就要破产。
现在的情况比那还要糟，曹昂不但还活着，而且曹髦没有一个名义上的皇帝父亲可以尊奉，那么他应该怎样对待曹昂呢？诏下群臣商议，是勋乃奏：“郗鸿豫国之大儒，当垂问之。”
郗虑这会儿挂着乡侯的爵位，正在都中吃闲饭呢，年近古稀，已经远离了朝廷中枢。因为崔琰见用，所以是勋又把这位大师兄给想起来了，打算请他燃烧最后的光热，为自己掌控郑门再出一把力——我让你多风光一把，你还不投桃报李，到时候把郑学掌门的位子传给我吗？
而且象这种和稀泥的事情，郗鸿豫从来最拿手啦。果然曹髦召之顾问，郗虑就说了：“陛下既承大统，与榆中君臣分际明矣。然而何谓君臣？昔文王访太公，待如尊长；汉高得留侯，目之师友；至于周公摄政，成王安敢而臣之？君臣之义，以昭示天下，明秩序也；君臣之礼，以统合国家，明尊卑也……”
臣子不一定见了皇帝就要磕头，某些特殊情况下，皇帝先向臣子行礼，那也并不为过。关键是父子之亲，人之大伦，没有让老爹朝儿子磕头的道理啊——“可目榆中为元老之最尊者，行主客之礼，宜矣。”
所以最终决定，诏命榆中王曹昂赞拜不名、入殿不趋，等真见面的时候，曹髦先避席长揖，口称：“阿父。”曹昂再还礼——也止长揖而已——口称：“陛下。”
其实郗虑这种和稀泥的意见，事先也征求过是勋的同意。他问是勋：“今天子问榆中王事，当从礼耶，从情耶？”是勋回答他说：“先有人伦，而后有礼，礼为人设，非天造也。人先孝亲，然后忠君，若天子不孝，何期臣子之忠耶？”其实心里想的是：我宁可哄抬父子之孝爱，也不去继续涂抹君臣之忠敬——虽说在封建时代，这两者几乎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存在……
郗虑得到了是勋的支持以后，就在朝廷礼制方面上窜下跳，又提了不少修改意见出来。比方说按照古礼，逢丧则废乐三年，以表哀悼，但是郗虑说了：“礼乐为行政之基，岂可久废？七月可也。”
其实在原本的历史上，曹操以正月丧，曹丕七月即复礼乐，也是有时代基础在的——逮至晋朝，世家用事，儒礼逐渐僵化，才恢复了传说中的三年之期。
郗虑的意思：你们都说我没本事，可我终究是郑门大师兄，本代掌门人，要没有两把刷子，那师兄弟们能服吗（崔琰之流少数派可以忽略）？如今我就偏要搞出点儿新花样来，只要天子恩准，便传为百世之法，后人行此礼仪，都会想到我的名字——叫你们还敢瞧不起我！
崔琰得着机会就劝说曹髦，说郗鸿豫搞那一套不对，“实媚俗乱礼也”，曹髦总是拍拍他的肩膀：“暂用之可也。”因为郑门尤其是郗虑一派在儒学中占有主导地位啊，郗鸿豫一开口，是宏辅再附和，遂至士林纷纷响应，那我也不敢贸然跟他们对着干哪。咱就先这样吧，以后再想办法，等我地位稳固了，自可拨乱反正。
曹髦本年虚岁十五，搁后世就是所谓的“中二年龄”，这岁数的孩子正当反传统、求创新、喜热闹、厌冷清之时，所以他在理智上认同崔琰所说，其实在感情方面，还是比较倾向于郗虑的建议的。若废乐整整三年，那还不得把自己给闷死？再说了，就与曹昂相见之礼，郗鸿豫貌似深刻地体会到了自己的孝亲之心，而又能使群臣认同，果当代之大家也。
要不是郗虑反复谦辞，不愿再为官做宰，曹髦几乎想命之为宰执了。
曹操的葬仪简朴但是风光地完成了。对于陵寝、墓道乃至棺椁的形质和大小，事关国礼，不可轻忽，但陪葬品的数量则比历代帝王都要少，以遵从曹操俭葬的遗训，而且所封者都是旧时的服装、器皿，未制新物。是勋、郗虑等上奏，请以此为子孙葬礼之法，使节俭之风蔚为时流，并流传万世，曹髦准奏。
等到葬礼顺利完成，转过头来，曹髦召见是勋，说：“朕欲细其勋以加赏群臣，是公以为若何？”
新帝登基，一般情况下都要厚赏群臣，以安人心，以定朝廷，后世最常见的就是“加官三级”。然而魏承汉制，职禄与品禄基本上合一，也就是说，你当什么差、办什么事儿，就领某官职的俸禄，只有岗位工资，没有级别工资，那就不可能随便“加官”了，所以常见的酬赏之法，就是赐金和拜爵。然而爵位不可滥封，赐金固得实惠，却不显尊荣，曹髦觉得不大满意，就跟是勋商量，要不然重新制定并且细密化勋职之法，给大家伙儿都多加个荣誉头衔吧。
禄因职定，这是汉制的一大特色，其根源在于周制，贵族层层封建，为王官者都只是临时差遣，拿临时工的工资——基本工资则算你封地上的产出。这对于官僚体系的完善是非常不利的，即便贵为宰相、三公，一朝去职，除了少数特例外，那都再拿不到一分钱了，官员们老无所依，自然横起聚敛之心。所以自魏晋以后，逐渐把官员品级和实际差遣区分开来，新创并且提高等级工资的比例——这种品级即名为散官，后来又加勋官等。
是勋本人是赞成这一转变的，那有助于官僚队伍的稳定化，然而后世叠床架屋，等级工资加各种补贴越搞越多，既造成认知上的混乱——他前世为了搞明白历朝官制，就费了老鼻子牛劲儿了——又不方便管理，还增加财政负担。所以早就向曹操提起过相关想法，曹操拿出的对应策略，是创建了“勋职”又名“散官”制度。
不过曹操时代的勋职制度还只是一个雏形，只设十二阶，分文武，用以酬答功臣——其实就是让功臣们挂个空头衔靠边儿站去，尊荣不失，但权柄交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爵位的一种变体而已。曹髦说我打算把这种制度更加完善化、复杂化，用来广赐臣僚，以定人心。搞这种花样是公你最拿手了，你来谋划一下吧。
是勋领命而行，心说这事儿简单啊。散官肇始于魏、晋，而完善于隋、唐，到了明、清两代乃成为官员的实际品级——我在旧有的架构上增补，基本上照抄隋唐制度不就成了嘛。
于是设文武散官各十八阶。文散官首为太宰、次太傅、三太尉，等于上公；再下少师、少傅、司寇，等于公；光禄大夫、资政大夫、太中大夫，比公；正议大夫、通议大夫、朝议大夫，中二千石——这些是曹操时代就旧有的。其下增设朝议郎、承议郎、奉议郎、通直郎、朝请郎、儒林郎六级，以应二千石和比二千石。而且规定，除最初六等只授一人外，其余十二等皆可命多人也——也就是说，朝臣比二千石以上，可以人手一份儿，不用抢啦。
至于武官，在旧有的柱国、辅国、护国、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前后左右将军、羽林将军、冠军将军外，增设忠武、壮武、云麾、翊军、宣威、定远六级，略同文职。
是勋奏上，曹髦准奏，于是便即大赏群臣。因为原太宰荀公达已殁，乃进曹德为太宰，以是勋为太傅——只是是勋坚不肯受，最终还是推辞掉了。一则他觉得加授散官对自己的好处并不大，反易树大招风；二则你前几个月才刚抹了我太尉衔，如今又加太傅，以为这么一来，事儿就算彻底揭过去了吗？哪有如此便宜；三则，他如今的爵位已经出于异姓群臣之上啦，实不便再受勋职。
是勋现在是揭阳郡公，这个爵位例封同姓——按照他为曹魏制定的爵位制度，异姓最高才是县公。当初攻下汉中后，曹操即破格以郡公相酬，当时对群臣的解释是：“宏辅我家姻戚，有若同姓，今又立此大功，乃不可不超拔也——诸夏侯亦可同此例。”其实曹操是想先给颗大红枣，然后再抽嘴巴……
是勋心说爵已超拔，当时我正风光得意，忘记了辞让，野下已有异言，如今若再加个太傅头衔，那就真的人臣之极啦，就怕忌妒的眼光伴随着明枪暗箭，将会层出不穷啊。反正我已经是“前太尉”了，又为中书令，是实际上的首相，爵为郡公，再加个太傅衔还能有多大意义？莫若辞去，反示人以谦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