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勋向荀彧提到的所谓《汉记》，后世名为《东观汉记》，乃是东汉一朝的断代史。最初是汉明帝命班固、陈宗等人编纂《世祖（光武帝）本纪》，班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等事迹，以此为发端，后世逐渐增添，一直从光武朝写到灵帝朝。
灵帝朝《汉记》最主要的编纂者，便是大名鼎鼎的蔡邕蔡伯喈。后来他得罪了司徒王允，将罹死罪，乃“乞黥首刖足，继成汉史”——你可以刺我的面、膑我的足，只求留下一条性命，我好把《汉记》给修完喽。谁料想王允一瞪眼：“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力排众议，还是把蔡邕给砍了。
所以说，没能修完《汉记》……更准确点儿来说，是未能把灵帝朝的《汉记》修完，并兼及少帝朝和献帝朝初期事，此乃蔡伯喈临终前最大的遗憾也。因此等到是勋从草莽中救出蔡昭姬，献给曹操，曹操将之嫁于王粲，夫妇二人就商量着，得帮忙父亲和老师把这心愿给达成了呀。
此即是勋所言“王仲宣夫妇欲绍承蔡伯喈之志，以续《汉记》”的意思。
是勋问荀彧听没听说过这回事儿，荀彧点头：“颇有所闻也。”因而是勋就说啦，王氏夫妇最近求到了自己头上，请自己也帮忙撰写部分篇章。
因为《东观汉记》跟其它官修断代史不尽相同，一是本朝人写本朝事，二是开放式集体创作，比方说最后一个编写班子，除蔡邕外就还包括了马日磾、杨彪、卢植和韩说等。是勋文名很盛，再加上又为儒宗，对史书更有研究，所以王粲夫妇就求到了他的头上。
说完前情，是勋这才道出来意：“因及义真公事，勋年幼未能识面，有所不解，故来求问令君。”
所谓“义真公”，就是指的已故名臣皇甫嵩，字义真。是勋说啦，正好我该着写皇甫嵩的传，只可惜年纪太轻，跟他从来就没有见过面，相关他的事迹大多得自二手资料，不老靠谱的。荀令君您当初在朝中为官，跟皇甫嵩应该是见过面的，所以这才来找您核实、求证啦。
荀彧闻言，不禁莞尔一笑：“宏辅但问，若吾知者，必无所隐也。”
荀文若那是多敏的人啊，是勋话才出口，他心中便即洞明澄澈——事情绝对没有这么简单，这并非你真实的来意啊！
要找跟皇甫嵩相熟的人，朝中一抓一大把，且轮不到我哪，你怎么会想到来问我的？想当初在灵帝朝、少帝朝，以及董卓擅政的献帝朝初期，我虽在朝中，不过小小的守宫令而已，我是认得皇甫将军，他可未必能认得我。还不如我侄儿荀攸，当时为黄门侍郎，才有机会接触皇甫嵩那种级别的高官。
是啊，荀攸跟随丞相出征在外，你一时间揪不着他来打问，然而为人作传，这是大事儿，丝毫也轻忽不得，搜集资料宁缓毋疾，你有必要如此急切吗？大晚上的突然跑过来问我？此必别有意图也。
不过荀彧倒是也挺感兴趣，是勋这么着急来找自己，究竟想说些什么呢？与前日宴会，以及其后遣公达相访致歉有无关联呢？所以并没有一口回绝说我也不清楚，你问别人去吧。
荀彧表示可以继续听是勋说下去，有什么问题尽管开口，是勋拱手致谢，然后顿了一顿，便即相询：“闻朝廷诏董卓为并州牧，使其将兵付义真公而履任，卓不从。义真公有从子郦，时在军中，说卓被诏，不肯委兵，此逆命也，又以京师昏乱，踌躇不进，此怀奸也，请义真公讨之，上显忠义，下除凶害，可为桓、文之事。然义真公不肯从，止显奏其事，以待朝廷之裁，终至董卓入京，觊觎神器——未知此事有诸？”
想当年董卓跟随着皇甫嵩，一起在关西征剿叛乱的羌胡，朝廷以其有割据之势，因此拜为并州牧，要他把兵马全都交给皇甫嵩，自己一个人前往并州去。但是董卓不甘心交出兵权，反复上奏找理由，迟迟不肯履任。皇甫嵩的侄子皇甫郦就对叔父说：“董卓接到诏书却不肯交出兵权，这是抗命之举；他因为京城动荡混乱（何进与常侍之争），不肯立刻启程，明显怀有奸谋。您身为主将元戎，就应当发兵讨伐，对上彰显自己的忠义，对下除掉国家的祸害，这是齐桓、晋文的匡扶之业啊。”然而皇甫嵩不肯听从，只知道向朝廷写上奏，弹劾董卓，最终酿成了董卓进京，擅权乱政、废立天子的恶果。
是勋问荀彧，确实有这事儿么？
荀文若微微点头：“彧亦闻此，然非身在军中，不敢妄断也。”这事儿我也是听说过的，但我那时候又不在皇甫嵩的军中，你不可能从我这儿得到一手资料啊。
是勋淡淡一笑，接着又问了第二件事：“又闻，初平元年，董卓征义真公为城门校尉，实欲杀之耳。长史梁衍谓义真公，云董卓废立从意，实篡僭也，今征将军，大则危祸，小则困辱，阖乘天子来西，卓在雒阳，发精兵三万以迎至尊，奉令讨逆，则袁氏逼其东，将军迫其西，卓乃必为所擒。惜乎义真公又不从也，遂就征，几乎罹难——此事有诸？”
初平元年，董卓把汉献帝迁到长安，自己在雒阳附近跟关东联军激战。这时候皇甫嵩拥征羌之兵还在关西，董卓就以朝廷的名义征召他做城门校尉，想要趁机杀掉这个老仇家。皇甫嵩的长史梁衍劝他，说你倘若还朝，必然遭难，还不如趁机发精兵三万以向长安，奉天子以讨伐逆贼，到时候袁绍在东，你在西，两面夹击，董卓就只能束手就擒啊。可惜皇甫嵩还是不肯答应，一个人就还朝去了，差点儿做了董卓刀下之鬼。
是勋还是老问题：这事儿，究竟有没有？荀彧也还是老回答：我也听说过，但说不准——我又不在他身边儿，给不了你确证啊。
是勋所说的相关皇甫嵩这两件事儿，文字初见于范晔的《后汉书》，至于其内容，早就已经传遍士林啦，他当然不是特意跑过来跟八杆子打不着的荀彧核对真伪，想写翻案文章的。所以等到两件事儿说完，终于缓缓步入正题，乃仰天叹道：“时值弱主蒙尘，犷贼放命，诚叶公投袂之几，翟义鞠旅之日，故梁衍献规，山东连盟，而乃舍格天之大业，蹈匹夫之小谅，卒狼狈虎口。义真公素深沉有谋略，然惧后世之讥，而致国家丧乱，岂可谓智者乎？”
其实这段话的前半截同样来源于《后汉书》，是对皇甫嵩和朱儁二人的总评，说他们功勋盖世，手握重兵，却不能趁乱讨贼，反而陷溺于传统的政治道德，一心想在体制内解决问题，结果不但无法挽救国家的危亡，还差点儿搭进自己的性命去。要说汉末大乱，这俩货是难辞其疚的——真要按皇甫郦所说，早早铲除董卓，不就没后面的乱子了吗？真要按梁衍的建议，与袁绍东西夹击董卓，乱子也必能提前敉平啊！
所以是勋最后加上一句：皇甫嵩素以多谋而闻名，但他就因为害怕破坏体制，遭到别人嘲笑，故而不听良言相劝，反倒导致了国家丧乱——这是一名智者应该做的事情吗？完了又问荀彧：“若以为评，允当乎？”我把这几句话作为对皇甫嵩传记的总评，算不算公允呢？
荀彧不禁点头：“宏辅所论，直刺彼等之短也，无所不当——虽人无完者，有所长则必有所短，然因其短而害天下，实不可名智也。”
是勋闻言，抚掌而笑：“固知令君与勋意同。当非常之世，应用非常之谋，如昔陈蕃、窦武、何进等谋诛阉宦，丞相亦云，付一狱吏足矣，而彼等但知因循，不肯破其窠臼，乃至殒身。如令君则非，另辟蹊径，佐丞相以挟天子而号令诸侯，芟夷大难，使汉室重光，此非大智慧者不能为之也！”
你就跟那票废物不一样，不肯遵循官僚体制的老路数，而要辅佐曹操，献挟天子以令诸侯之策，当非常之世，只有这样做才能获得成功啊。
荀彧听着暗自受用，但表面上却不得不赶紧纠正是勋：“吾献之策，乃奉天子以讨不臣也，所谓挟天子云云，是污我耳！”你说的道理都对，但言辞上还需要注意啊，我出的主意是奉天子，不是挟天子，一字之差，褒反为贬——作史者岂可不万分慎重！
是勋双手一摊：“其名虽异，其实同也。皇甫义真等忧谗畏饥，乃舍天下之大义，令君既守大义，又何畏人言乎？前丞相谋取九锡，太学生群聚鼓噪，有云丞相之为，皆令君所教也，明虽挠之，而实助之——小辈哓哓，令君岂在意乎？”
荀彧听了这话，当场把脸给拉下来了：“焉有此理？！”我不象皇甫嵩他们那么迂腐，可也不是胆敢肆意妄为，而不担心风评的呀。
是勋“哈哈”一笑：“吾亦可试为令君作评也——彧协规曹氏，以倾汉祚，君臣易位，实彧之由。若始图一匡，终与事乖，情见事屈，容身无所，则荀生之识为不智矣。若取济生民，振其涂炭，百姓安而君位危，中原定而社稷亡，于曹虽亲，于汉已疏，则荀生之功为不义也。夫假人之器，乘人之权，既而以为己有，不以仁义之心终，亦君子所耻也。一污犹有惭色，而况为之谋主乎！”
荀文若闻言，“啪”地一拍几案，几乎当场跳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