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这票学问家，估计早就跟学宫某个角落里候着了，就是不肯先上堂，要等是勋到了，有人来通报了，这才排成一列，大摇大摆地进来——在他们想来，我等成名已久，你是个无名小子，今日聚会学宫之中，我们就是先生啊，你就是学生啊，哪有让先生等学生的道理？
是勋心说你们摆架子，不懂礼，老子不能跟你们一般见识——终究外面还有那么多学生瞧着呢。于是站起身来，拱手相迎。只见来的这二十多人，全都高冠博带，穿着儒服，无一人着公服，按照名望、年资排成一列（估计跟黄射给是勋瞧的那份名单上的排位相同）一步三晃地就进来了。前面四位大儒——颍容、谢该、宋忠、綦毋闿都是先坐定了，才向站着的是勋拱手行礼，后面那些资格嫩点儿，不敢过于托大，都站着还完礼以后，才按次序坐下。
傅巽算是陪客，当下逐一给是勋介绍这些儒者。其中是勋就光注意了一下颍荣、谢该（好歹这两位在《后汉书•儒林传》里有列名），以及那位后来投靠东吴的潘濬潘承明。这潘濬在演义上就露了一小脸儿，瞧着跟士仁、麋芳是同一路打酱油的货色，但在实际历史上，他在东吴一直做到九卿之一的太常，为人清廉刚正，也算一时的名臣了。相比之下，始终仕蜀的李撰和尹默就彻底是小角色。
诸人坐定了，有仆役端上来热水。大家伙儿全都注目颍容——终究这位是老前辈，得由他先开口才成。就见颍子严先生端起杯来，稍稍润了一下喉咙，然后慢条斯理地朝是勋拱一拱手：“老夫听闻是先生为郑康成的再传、孙公祐的弟子，不知道治何经典哪？”
来了，来了，果然还是这一句。
这一句是勋已经不知道被多少人问过了，刚从乐浪跑中原来的时候，他只能老老实实地回答道：“并无师承，未治经典。”可是后来好歹跟孙乾学了几个月，就不能再这么妄自菲薄啦。自己治啥经典呢？说起来，当初刚跟着孙乾的时候，主要向他学习《论语》，后来结婚前又去学了一段时间，请教了一些相关《春秋》和《诗经》的问题。
“经”这个字眼是不能随便用的，汉代所谓的“经”仅指“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其中《乐经》已亡佚于秦末战火之中，所以正经能够研究的也只剩下“五经”而已——《论语》是不包括在内的。所以面对颍容的问话，是勋有两种回答方法，一就是在比较熟的《诗经》和《春秋》里挑一个，二是早就打算好的，照抄演义上诸葛亮骂严畯的话——
“寻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兴邦立事？且古耕莘伊尹，钓渭子牙，张良、陈平之流，邓禹、耿弇之辈，皆有匡扶宇宙之才，未审其生平治何经典。岂亦效书生，区区于笔砚之间，数黑论黄，舞文弄墨而已乎？”
但是他正一肚子火呢——你们竟敢在老子面前摆架子，身为儒者而如此无礼——就觉得这大招虽能却敌，却也显得自己学问不足，故意规避问题。终究在外面围观的全是些学生，就不是啥黄盖之流的武将，一开篇就讲安邦定国的大道理，学生们未必听得懂。所以干脆一梗脖子，傲然答道：“不敢云治，然‘五经’皆在胸中，《三统》、《九章》、《论语》、《孟子》，亦熟习也。”哼，老子其实啥都会，你们想问什么吧？！
宋忠闻言，忍不住“哧”的一声：“阁下好大的口气。但通一经，可举博士，安有敢妄言熟习‘五经’者耶？”
是勋当即反驳道：“所谓经者，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春秋》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乃成其德，安有执其一端，五性不全，而能名为儒者乎？”
他这句话也不是原创，前半截来源于《白虎通义》，那是当年汉章帝召集群儒于白虎观论“五经”异同，完了让班固综合研究成果，编纂而成的书。不过原文是说“《乐》仁”，考虑到《乐经》已佚，所以就给篡改成《春秋》了。
他这是故意露破绽给人抓，果然，綦毋闿一脚踩进了陷阱，当即质问：“《春秋》所言，尊王之大义也，所述乱世，安求其‘仁’？”
是勋冷笑道：“《礼》云：‘上下相亲谓之仁。’所谓尊王者，即下亲其上也，齐桓、晋文尊王攘夷，岂非仁乎？难道阁下以为，尊王非仁乎？”他这是彻底的诡辩，当然驳不倒对方，只不过想趁这个机会转移话题而已。于是转向颍容和谢该：“勋闻子严先生、文仪先生并研《左氏》，都有宏作，惜乎未能得见。倒要请问，所谓‘郑伯克段于鄢’，《左氏》称段为‘共叔’，何也？”
是勋心说你们这一票学界泰斗、博士、博士后啥的，攒一块儿难为我一个研究生还没毕业的后辈，你们就不觉得羞耻吗？今天又不是答辩，又不是考试，与其让你们问我，不如老子来问你们。经义多岐，想要答对了你们所有的问题，实在难如登天哪，可倘若倒过来呢？你们也未必就全都明戏啊。
颍容和谢该都是研究《春秋左氏传》也即后世被称为《左传》的专家，颍容写过《春秋左氏条例》，谢该写过《左氏谢氏释》，而是勋名义上的师祖郑玄也通《左氏》，所以他觉得这几位肯定会出相关的题目来考验自己。不如老子转守为攻，先拿《左氏》来难为你们吧。
郑庄公的兄弟段，为什么《左传》上会写作“共叔段”？这个“共”是啥意思呢？历来就有两派不同的解释，一出贾逵、服虔，说是谥号，一出后来的杜预，说段最后流亡到共地，所以才称其为“共叔”，但是全都无法彻底地自圆其说。于是是勋就提出这个问题来了，不管你们怎么回答，老子全都能驳——答题困难，出题难为人可就简单多了。
果然宋忠抢先回答：“为谥也。”这是当时的正解。
是勋撇一撇嘴：“《谥法》云：‘敬长事上为共。’而段叛其兄而背其君，可言敬长乎？可言事上乎？段既死，则谥出于庄公，庄公安肯讳其弟之过，而予以美谥？即便欲与美谥，亦当选以别字，故以‘共’字谥之，难道是为了奖掖他为弟不悌的恶行吗？”
宋忠哑口无言，他的弟子李撰赶紧站起来帮老师弥缝：“既非谥，料因段败蹿于共，故名为‘共叔’也。”
是勋轻哼一声：“此所谓胶柱鼓瑟，望文生义者也——桓公十年，虞公出奔共池，何不名为‘共公’？”逃到哪儿就以哪儿为名、为氏？真要这么简单，还用你们这票经学家干嘛啊？
古人的称号很复杂，很多只是来源于已经失传的习惯，就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再加上记录者的疏忽、曲笔，以及传抄者的讹误，那些经典中的怪问题就多得俯拾即是。问题是大多数儒生都把“五经”也好，《左氏》等“经传”也罢，都当作圣人或者先贤之言，除非有版本方面的异同可以对照，否则是不敢有丝毫的怀疑啊，无论说得通说不通的，全都要死抠或者生编造其中的“微言大义”出来。
当然啦，经学不是光抠字眼儿，经学家也不全是腐儒，比方说郑玄。但这类真有见识，能挖掘经典的内在思想而不惑于文辞的大家就少之又少，而至于王充之类认为圣人也会说错话的家伙，则立刻就会被人围殴，直接踩成异端。
是勋把自动跳出来找虐的李撰给驳了，然后他就觉得对方必得反问啊：“这也不对，那也不对，那你觉得正解是啥？”说实话哪有啥正解，就是知道没有正解他才敢问哪。正琢磨着该怎么糊弄过去呢，还是赶紧再出一题呢？就见宋忠一捋胡须，抢先问道：
“卿既治《春秋》而读《左氏》，请教，宣公二年言及叔牂，郑司农（郑众）谓是羊斟，贾景伯（贾逵）谓是宋守门大夫，何者为是？”
是勋听了这问题就愣在当场。当然不是说这问题有多深奥，有多难解，而是……我靠你丫转折也太生硬了吧？我刚把你跟你的弟子给问倒了，你们也不服个软，也不反问我正确答案，竟然连哈哈都不打一个，直接就换个八杆子打不着的题目反问回来！这就是所谓儒者吗？咱不带这样没下限的啊……
他跟这儿发愣，眼瞧着宋忠的表情就挺得意。是勋更怒了，干脆一摆手：“两者皆非！”这回换宋忠愣住了，旁边谢该拱手问道：“愿闻其详。”是勋就说啦：“若以郑司农所言，叔牂即为羊斟，则斟前有语：‘今日之事，我为政。’是坑害华元明矣，安得再敢砌词以辩？若以贾景伯所言，则华元倘在城外，自然对话者为守门大夫，既已入城，其谁不可与言欤？”
一般认为，郑众的解释有误，贾逵的解释正确，然而是勋偏要语出惊人，说他们俩全都错了。谢该听了这话就不禁愕然啊，追问道：“然则叔牂为何人也？”是勋一撇嘴，站起身来：“管他何人！”